19世纪上半期，西方现代文化伴随着炮火大规模涌入中华国门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逐步出现了裂痕，作为精神文化深层结构的国民性问题也逐步进入人们研究反省的视野，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终于形成一股颇有影响的改造国民性社会思潮。这一思潮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趋于高涨。为篇幅所限，本文仅对辛亥前这一思潮产生的逻辑进程、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渊源作一详尽阐释，并揭示思潮在救亡主题下的双重性质和特点，从而求得对这一思潮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和局限性的恰如其分的评价。
    一、改造国民性理论思索的逻辑进程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时代的变迁和国运的转折，迫使中国人思考：为什么处于天下中心的泱泱大国竟然会败于弹丸之地的“夷蛮”之邦？人们从各自不同的认识层面上进行思索，尝试寻求问题的答案。从此，关于中国民族特性的认识，包括对中国人现实命运的反思、中国人传统精神文化的探讨、中国人与西方人不同特性比较等问题的论争，成了近代中国进步思想文化的一股潮流。
    当然，在鸦片战争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社会的先进群体还只承认西方物化的科学技术有价值，其精神文化非但无益，而且有害。直到洋务运动时期才有少数人开始对外来的精神文化加以心平气和的评判。洋务派的某些思考已跨越了技术、工艺层面。他们感到必须“借法自强”，即借取西方人胜于中国人的各种具体办法，包括器械、工艺，乃至经济、政治制度等，来促使中国强盛起来。因此，洋务派一面极力反对传统中国人视为当然的“农本商末”的思想，另一方面强调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是受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制约的，主张“通商贾之气”，认为商务是国家的“元气”和“血脉”。[1]洋务派这一观念的变化，是对传统的“华优夷劣”思想的一个猛烈冲击，而对整个民族理性地认识自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预示着一个更加深刻和持久的民族自我反省时代的到来。
    继洋务派后，改良派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深受中国甲午战败的刺激，认为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新其政不新其民，新其法不新其学”[2]，在于“中国民气散而不聚，民心默而不群，此其所以百事而不一效者也”[3]。他们开始突破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思想藩篱，认识到中国不仅在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即使在体力、智力和道德精神方面中国人也是不如西方人，存在诸多弱点。他们明确指出，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政治制度，首先需要中国人具有相应的知识水平、精神状态和心理素质，“盖政如草木焉，置之其地而发生滋大者，必其地肥硗燥湿寒暑，与某种族最宜者而后可。否则，萎矮而已，再甚则僵槁而已。”[4]这样，改良派在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和政治制度的同时，开始悉心探索对人（即国民性）的改造问题，并在更公开和更大范围内鼓吹这一主张，以便得到更多中国人的接受和响应。
    当时，改良派从救国的逻辑出发，认为在这个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世界里，中国的生存发展之道，只有靠自身的强大，而强大之道一是要以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国家制度代替封建的帝制，二是要改造国民精神，造就一代新民。他们开了三帖着名的药方：一是“鼓民力”；二是“开民智”；三是“新民德”。[5]严复、梁启超以及早期的鲁迅，他们都认为只有把人变成“新民”，才是立国之本，救国之本。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再次强调：“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特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6]既然民族性对立国如此重要，那么要解决中国积弱的问题，倡“新民”，创造新的国民性就成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7]。
    正是由于改良派对改造民族精神、造就一代新民的大力鼓吹，使越来越多的人痛切地认识到：对于几千年来逐步形成的各种价值观念、行为方式、风俗习惯，简言之我们这古老民族的国民性，有加以深刻反思、去除弱点的必要，唯其如此，民族才复兴有望。于是，到20世纪初，改造国民性的呼声便汇成一股强音，回荡在中华大地。从理论上看，当时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便是对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的理论依据、目标模式、实现途径最完整的阐述；从参与讨论的人数来看，几乎当时所有的先进中国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谈论这一问题，而主角是当时中国政治、思想舞台上最活跃、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从传播的方式来看，一方面是开展有关国民性及其改造的讨论，另方面更有大量涌现的杂志、文学作品涉及这方面的问题。当时影响较大的各派刊物如改良派的《清议报》、《新民丛报》、《东方杂志》，革命派的《江苏》、《民报》等都不同程度地充当了这一问题的传播媒体；从讨论的内容来看，既有对中国国民劣根性及其根源的揭露和鞭挞，也有对新民、新国魂必要性的阐述，对理想新人格的设计以及对造就新国民、新灵魂途径的探索。可见当时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已达到了完全的社会思潮形态。
    当改良派竭尽全力倡导“新民”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则高举起“革命”大旗，以无所畏惧的气概荡涤一切阻碍革命前进的旧势力，包括对传统国民性各方面惰性的无情批判，以唤起民众，振奋国民精神，达到振兴中华的目的。
    1899年章太炎率先发表了《菌说》，从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方面呼唤“人的解放”。次年，他在初步编定的《訄书》中，以求真求实的批判精神，对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系统地进行发掘和清理，企图在这一基础上，推进民族文化的现代化，即创造适应新时代要求的现代型民族文化。接着，他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以大量的事实阐述了革命能明公理、去旧俗的观点，表明他已看到了国民性改造中革命的巨大作用。因此，他强调对构成革命的精神障碍，即民族性格中的怯懦、浮华、诈伪等品格，以及畏死心、拜金心、奴隶心、退却心等必须坚决消除，[8]如此，才能发挥民族的主体意识。
    在章太炎发出用革命去除奴隶心的同时，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战士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也喊出了“拔去奴隶之根性”的雷霆之声。他高歌革命，认为革命能够“去腐败而存善良”，“由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除祸害而求幸福”；革命的开展，是“为建设而破坏”的活动，要破坏旧的社会，建设新的社会，就须唤起民众。然现时国民受满洲和列强的压迫，为“数重之奴隶”，不能承担革命的重任。为此，邹容提出要以革命教育改造国民，使其既有民族意识，又有平等、自由、政治、法律之观念，从而把国民性的改造与革命运动有机结合起来，为改造国民性提供了新的方案。
    继章太炎、邹容批判国民奴隶性后，伟大的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表现了更多的理性思维，提出了心理建设的理论。他认为改造国家还要从根本上自国民的心理改造起，使真正的近代意识（自由、平等、博爱）成为改造国民旧思想的武器。后来，孙中山把他注重心理建设的努力锲入《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从而使改造国民性步入了社会制度规整的新境地。
    综上所述，从洋务派、改良派、革命派对中国国民性的思索来看，它们是交替演化、层层推进。洋务派以实业救国的认真努力翻开了近代中国民族自省史的第一页；改良派在总结洋务运动失败的基础上，在变革政体的过程中，发现了民族自身强大的药方，即改造民族精神，造就一代新国民；而革命派则以鲜明的革命宗旨荡涤着一切阻碍革命前进的国民劣根性，它与改良派相互交辉，把辛亥革命前改造国民性思潮推向一个高峰。但由于洋务派的急切功利性，减低了其努力对传统国民性改造的意义；改良派虽渴望以政治变革重塑国民性，但因颠倒了社会制度与国民性的关系，故不得要领；而革命派由于想把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托付给一次革命，又怀有很强的种族情绪，使他们难以看到与政治革命性质不同的国民性改造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因此，历史要求人们以更自觉的态度，更理性的精神，更科学的方法，批判传统国民性，建设新的国民性，以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而这一切，历史已安排给五四时代的先驱者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