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造国民性思潮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思想渊源
        近代中国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形成既有与历史时代息息相关的诸种原因，也有其思想渊源。
    （一）近代中国现代化运动使然。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即现代化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心理层面（或人的现代化层面），它们波浪起伏，层相推递。从鸦片战争至洋务运动期间，中国曾从西方引进了与工业革命相关的科学技术，建立了机械、冶铁、采煤、纺织、运输、电机等工业部门和与之相应的自然科学学科，逐步形成了不同于传统学科的中国现代科学体系。但令人奇怪的是，这些科学技术的被引进，并没有在中国引起深刻的“科技革命”，实现长足的工业现代化进步，而却是在政治、思想领域起到了异乎寻常的推动作用。因此，当旨在使近代中国实现物质层面现代化的洋务运动还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时，一批近代资产阶级启蒙家便开始用西方文化的物质内容来检讨中国的意识形态，并把西方的政治学术思想与中国儒家文化中可利用的成分结合起来，制成“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新学”，来反对传统的封建文化。这种“新学”造就了有志维新改良的一代人。他们面对救亡图存的危险处境，用“新学”作为变革社会现实的理论依据，在中国进行了政治体制以及其它具体制度的改革试验，力图使中国在制度层面上也赶上世界先进国家，以保护物质文化的创造与发展。但由于改良派对西方先进文化分析、消化得不够，对中国封建制度与文化的余毒反思、肃清得不够，再加上中国复杂的国情和传统文化的强大惰性，使他们变革社会的理论难以实现。相反，盘根错节的旧势力一巴掌击倒了颇有声势的维新变法，这意味着注重理论制度层面的变革并不能使中国走上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坦途。历史必然要求先进人士在更深层次上思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这样，在戊戌政变以后，在理论制度层次上的现代化运动还未完全失去时代青睐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便开始深入到现代化的心理层面，呼唤改造传统国民性，以铸造新民、新国魂，实现人的现代化。他们虽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却共同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历史课题，表明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已进入更为复杂、更为艰巨、更为深刻的心理层面。
    （二）沉重的民族危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的危难达到了空前境地。甲午战争、八国联军进京、列强割地索款，这一切使得一种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和再难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耻辱感积压在人们心头。寻找民族的出路，探索救国的方略已成为具有忧患意识的先进人士的共同愿望。并且时局的严重压迫，使他们的思维方式迅速发生了巨变，由对社会客体的思考转到对社会主体的探讨，即对人的素质的思考，对国民性改造的关注。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竞争，已不再是国家之竞争，而是国民之竞争。所谓国民竞争，就是“一国之人自为其性命财产之关系而与他国竞争者也”[9]，即把国家之价值放在国民身上，盛衰存亡系于国民，国民如以为国犹可存，则中国斯存，若国民以为将亡，则中国斯亡。正是从这一逻辑出发，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将国运民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认为民众不觉醒、对政治运动无参与意识，志士的一切努力将化为乌有，因此，“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10]
    （三）新参照系的出现。中国与西方列强的第一次较量始于鸦片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中国是正义者，但又是失败者。巨大的失败，从根本上伤害了我们民族的自尊心，挫伤了“中央大国”的自大心理，造成了我们民族的一次最严重的心理倾斜。为了求得民族心理上的平衡，为了重新寻找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总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先进分子从自己的民族利益出发，开始了对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重新认识。更重要的是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个巨大的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参照系统。获得这个参照系统等于具备了自我观照的时代镜子，也就获得了自我认识的文化条件。运用这一条件，中华民族开始在新的层面上认识自己。当然，这种认识有一个深化的过程。如前所述，开始只认识到自己技术、工艺方面的落后，以后又认识到政治制度方面的落后，最后才认识到国民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落后，认识到民族的崛起和自强要靠国民觉悟和动员。这样，改造国民劣根性便提上议事日程，并在辛亥革命前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因此，西方现代文化输入，与其说给了中国传统文化以无情毁坏，毋宁说给了中国人一个极有说服力的参照系。所以，近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体认，对走向现代化的探索，都特别注重中西文化的比较，这也是改造国民性思潮的一个特点。
    （四）日本、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在考察改造国民性思潮产生的原因时，我们常常发现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新国民精神的倡导，其基本精神大都能从近代日本启蒙学者那里找到类似的论述。如被称为“日本伏尔泰”的福泽谕吉认为，国民德、智的提高是国家进步的前提。他说，政治与文明程度相辅相成，文明前进一步，政治也随着前进一步；而文明程度则取决于人民的智德，日本的文明，还远不及西洋各国，是因为人民的智德不足，为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追求智慧和道德。这就是目前日本的两个要求。[11]至于如何改造国民性，提高国民道德，日本启蒙学者一致认为要培养人民的独立精神。为此，他们极力抨击日本人乃至亚洲人的奴性及旁观，提倡国民的独立性和社会义务感，使人人都应该尽国民应尽的义务。[12]从这里我们有理由认为，改良派与革命派对国民性问题的探讨是深受日本启蒙思想影响的，表现了一种师承关系。当时探讨改造国民性的文章全是发表在创办于横滨、东京的《清议报》、《新民丛报》、《江苏》、《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报刊上，或由留日归来者所撰，如《革命军》。
    当然，日本近代思想许多来自西方，近代中国人受日本人思想影响的同时，也通过日本间接或到西方直接吸取西方的近代启蒙思想，这也是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渊源之一。如严复在《原强》一文中论述“新民”的主张时，就表现出直接受到西方的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的影响。他认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不只是生物界的规律，而且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社会从一开始便处于种与种争、群与群争的状态之中，只有那些适应生存竞争的知者强者得以自存和发展，因此民族要生存，就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再者，他认为国家如一生物体，个人为一细胞，生物体的强弱优劣取决于各个细胞的强弱优劣。从这一社会有机体论的思想出发，严复得出了民族强弱兴亡系于民力、民智、民德的结论，指出：“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13]
    （五）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翻阅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关改造国民性的大量文献，我们可以看到：注重从道德修养来塑造国民精神面貌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与革命派设计新理想人格的共同模式，而这一思维模式与藉道德人心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思维方式是一脉相承的。这意味着改良派与革命派在启发国民通过反省进行自我改造时运用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教义作为其主张的理论依据。如他们所说的“新民”一词，即直接取自于儒家经典《大学》中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一思想，认为要从国民精神面貌的塑造，从个人道德修炼上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后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的办报宗旨中，更明确地表白其受《大学》的影响：“本报取大学新民主义，以为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14]需要指出的是，改良派与革命派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封建制度乃至封建文化的叛逆者，其改造国民性思想本质上不同于封建社会的整肃人心，但他们吸收了前人在塑造理想人格上的合理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