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1896-1965年），湖南邵阳人。先后肄业于美国奥柏林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后执教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中年后出任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主要着作有《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国近代史》等。
    岳麓书社1987年重印出版蒋氏《中国近代史》一书，该书内附蒋氏的另外一篇讨论鸦片战争的文章：《琦善与鸦片战争》。这些着作系统地反映了蒋氏关于鸦片战争的重要观点。在香港回归祖国的时候，读读讨论鸦片战争的文章是很有意思的。香港是鸦片战争失败后，英国从中国获取的战利品，蒋先生在书中有一句话：“失败以后还不知道失败的理由，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我们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那失败的理由我们知道了没有？我们总不会在收回香港的喜悦中淡忘这些失败的痛苦与耻辱吧！
    读了蒋氏《中国近代史》有关鸦片战争部分以及《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蒋氏关于鸦片战争的观点大致有以下几点。
    1.英国没有图谋中国的野心，他们很懂得国际公法及外交礼仪，到中国来只是一心一意做生意。
    2.鸦片战争是由于林则徐禁烟引起的，林是个只顾惜个人名誉而不顾国家安危的伪君子。
    3.英国的武器精良，技术先进，中国根本打不过英国，中国的失败是客观条件早就决定了的。要是清廷不采取林的“剿夷”的过激政策，战争打不起来，中国的近代化或许有望。
    4.中国不懂外交和国际公法，而在鸦片战争中这是最有用的东西，是当时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途径。只有琦善懂得外交，他在鸦片战争中是有功的，因为中国人的偏见和无知，使他蒙受“卖国贼”的恶名。
    本文现对蒋氏的上述观点作些简要的评价。
    一
    英国商人向中国市场倾销鸦片只是为了赚钱，应予谅解吗？
    蒋氏写道：“原来英国在华目的全在通商，作买卖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时局安定。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因为蒋氏持此看法，反以中国人民的抵制鸦片买卖为多事，认为“英国在广州受了多年的压迫，无法出气”，因而把英国的侵略看成是“报复”，是受了中国的侵害后的还击行为。也因为蒋氏持此看法，他在书中只字未提鸦片对中国人民的毒害，把鸦片当一般的商品看待，把英国人的鸦片贸易看成是正当的可以理解的一般商业行为。
    英国是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发展全是建立在向外扩张，寻找海外市场，开拓殖民地的基础上。纵观它的侵略扩张史，它的发展不外乎几个步骤：对那些毫无抵抗力的弱小民族，就直接采取武力霸占的手段，如早期侵入非洲，贩卖黑奴，后来侵占我国的邻国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对于具有相当实力的主权国家则先行通商，倾销它的工业产品，牟取暴利，像吸血鬼一样贪婪地榨取主权国家的财富，当这种无情的榨取受到抵制或反抗时，它就以维护自由贸易为借口，发动武装侵略，把主权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如印度的沦亡。英国前首相邱吉尔在他的重要论着《英语国家史略》第十章“美洲殖民地”中写道：“大英帝国必须是一个闭关的经济体系。殖民地的制造业应该受到限制，以免在帝国内部引起竞争。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也要受到严格控制。简而言之，这就是十七世纪的立法活动中体现的经济概念。在上述方案里，根本没有殖民地独立发展的余地，它们只能是英国原料基地和产品市场。”这出自英国老牌政客笔下的论述，对殖民主义的侵略本质作了十分权威的交待。我们现有一种论调以香港为例，认为即使沦为殖民地，发展也比现在快。且不说这种牺牲了“独立发展”的奴隶品格是我们中华民族所不能接受的，即以这种“殖民地化可以加快发展”的论调而言，也是十分片面的。可以印度为例，它从十八世纪起就已全面殖民地化，成了“大英帝国”的附庸，但今日的印度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了吗？可是从邱吉尔的笔下，我们却看到当时一个伟大的民族自甘屈辱的历史。《英语国家史略》第十五章“印度帝国”这样写道：“十八世纪，英国在印度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仅仅作为贸易机构建立起来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日益迅速地发展成幅员辽阔的帝国。1700年前后，只有一千五百名英国人住在印度，其中包括他们的妻子儿女和稍事逗留的水手。他们独居在一些贸易站里，与印度政治毫无联系。一百年之后，成千上万的英国官员和军人在英国总督的统辖下，控制着辽阔的区域。”英国人成了印度民族的太上皇，只要印度的傀儡不听它的话，“它便发动一场血腥的战斗把他打垮，将孟加拉统治者的宝座标价拍卖。”而作为当时印度总督的英国流氓克莱夫却在英国本土上大言不惭地夸耀：“一位强大的帝王仰我鼻息，一个富庶的城市任我主宰，最富有的金融家争相博得我的欢颜，我走过一座座为我个人敞开的拱门，双手尽是黄金和珠宝。”这样的屈辱在我们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历史上也是斑痕累累，并不少见。我们到底能不能仰仗英国在印度施展的这一套来发展自己呢？蒋氏在他的《中国近代史》中显然是欣赏这一套做法的。他在书中根本不提殖民地的危害性，相反却非常厌恶中国人抵制英国等殖民主义者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难怪在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残杀中国人民，强迫清政府订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之后，蒋氏的“史笔”倒十分轻松地如此述叙：“条约签订以后，英法退军，中国没有丧失一寸土地。”“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关系更要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似乎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的刺刀下，俯首贴耳，外国就会平等待我，降我福祉。但蒋氏又说：“中西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既然不肯平等待我又怎能使“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密切”呢？如此前后矛盾的论述，证明蒋氏对殖民主义的性质缺乏正确的理解。
    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向外扩张的殖民主义野心，它们不仅掠夺殖民地，而且相互之间也为了各自的利益作殊死的搏斗。英国和法国在印度长达百年的斗争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尽管这并不妨碍它们在侵略中国等国家时为了共同的利益而结成同盟。资本家个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为了获取最高的利润，它们可以耍尽一切最卑劣的手段，玩出最险恶的阴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尤其如此。
    蒋氏对以上事实视而不见，把英国的鸦片侵略看成是别无企图的纯粹是为了赚钱的一般商业行为，这种观点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不科学的。
    二
    林则徐为什么要对抗英国人？他是个只顾惜个人名誉而不顾国家兴亡的“伪君子”吗？
    蒋氏写道：“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的试验，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于是东印度公司乃奖励种植统制运销。”这样的叙述完全掩盖了鸦片这种毒品的罪恶本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是一个政经合一的充满罪恶记录的殖民主义组织，连在英国本土也声名狼藉。它从事的鸦片买卖决不是什么正当的商品交易，美国人杜勒斯在“早期对华贸易”一书中说：“鸦片贸易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中，事实上比合法贸易更容易做。”（见《中美关系二百年》）承认鸦片买卖是不合法的交易，是当时的中国政府要求禁止的。鸦片是一种具有强烈麻醉性能的毒品，严重损害吸食者的健康，一旦吸上了瘾，便欲罢不能，当然是一种能给英国殖民者带来无限暴利的“上等的商品”。中国人民忘不了近代史上鸦片的毒害这一刻骨铭心的史实。马克思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一文中揭露：“非法的鸦片贸易年年靠摧残人命和败坏道德来充实英国国库。”但英国人是不吸鸦片的，他们深知这种毒品的危害。中国人也不笨，有识之士早就呼吁吸食鸦片将导致亡国灭种的危险。林则徐在上道光皇帝的折子中称：“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这决非危言耸听，当时吸食鸦片的祸害已流毒全国，官场民间乌烟瘴气，吸食者似鬼非人，输财破家，丧失体力，实是近百年来，英国殖民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所以林则徐到广州禁烟时发布的“谕令”中义正辞严地指斥英国人：“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查尔等以此物蛊惑华民，已历数十年，所得不义之财，不可胜计。此人心所共愤，亦天理所难容。”
    因为蒋氏绝口不提鸦片对中国人的危害，所以在他的笔下，林则徐到广州禁烟的一些行动就变成了对英国人的“刁难”、“迫害”、“不尊重”。他说：“林则徐把十三行作了外国人的监牢，并且不许人卖粮食给他们。”“他又想外国人必须有茶叶、大黄，他禁止茶叶、大黄出口，就可以致外人的死命。”这样的描述意图显然要把林则徐说成是一个凶恶残忍的不懂国际邦交的守旧官僚，但假如符合事实倒也另当别论，问题是故意歪曲事实，混淆是非，失去了一部历史着作应有的严谨。林则徐到广州后，要求从事鸦片不法贸易的外商必须限期作出书面保证（即“具结”），声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这原是维护中国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正当立场，是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正当约束，是禁烟运动必要的防范措施。但外国鸦片贩子不愿放弃这使他们获得非法暴利的罪恶买卖，企图采取拖延和贿赂的办法对抗禁烟令。此计不成，以英国义律为首的不法外商又互相串通，企图逃避，林则徐这才采取断然措施，下令包围不法外商集中居住的“十三行”，并令撤出里面的中国员工。这一正义的行动，只有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才大放厥词认为是对外国人的“侮辱”。但是他们也承认，这次行动没有危及生命的威胁，食物和用水也不愁。（见杨国桢《林则徐传》）只有在这种严厉强硬的措施下，这些不法商人才乖乖听命，缴出他们罪恶的鸦片商品。在他们缴出鸦片后，林则徐即按禁烟令的许诺，恢复对十三行的供应。即使如此，英国鸦片贩子仍变生诡计，继续进行罪恶的鸦片买卖。蒋氏为什么不指责英国殖民者祸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反而责备林则徐“囚禁”这些不法商人呢？
    由于对林则徐的抗英抱有如此偏见，蒋氏竟至编造出许多言词来诋毁林则徐。他设想出当时的社会有一种“舆论一律”能形成“清议”的士大夫阶级，因此，他写道：“无论哪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责，默而不言，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基于这种认识，他又设想“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真正的林则徐是慢慢觉悟了的。他到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责，不敢公开提倡。”“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更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
    大概稍具历史文化知识的人都会记得林则徐的一副名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假如蒋氏以上对林则徐生平人格的断语是正确的，那么不难让人觉得林竟是个“言行不一，心口相悖”的“伪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