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果然是这样的吗？
    先看当时的社会是否存在一个非常统一的“主持清议”的士大夫阶级。士大夫阶级当指的是在朝与退隐的大小官僚、士绅、知识分子等，要说在对待“洋鬼子”入侵的问题上，当时这些人的态度明显分成两派。这一点，蒋氏的书里也是非常醒目地划分了的，即所谓“抚夷派”与“剿夷派”。既然有派别之争，那么观点不同立场不同是必然的，何来一个舆论一律的“主持清议”的士大夫阶级？蒋氏这种自相矛盾的论述，如果别有所指的话，那就是：他所说的“士大夫阶级”仅指那些主张和英国人作战的“剿夷派”。他是鄙弃这些剿夷派的，认为他们保守崇古、不懂天下大势、不懂国际公法，全是些盲目虚骄的“老古董”。这种看法本身就非常片面。在剿夷派里，像龚自珍、魏源、邓廷桢等人，都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具有革新倾向，能接受西方先进科学思想的爱国人士，他们都是林的密友，不仅支持林则徐抗英，而且和林持相同的观点，即主张购置、制造先进武器，引进先进技术，动员民众，加强防务。林则徐也和他们书信往来，公开议论，讲求富国强兵的方略。在这些人面前，林则徐根本不存在什么“怕清议指责，不敢公开提倡”的事情。蒋氏的这个结论来源于林被贬新疆途中写给老朋友姚春木、王冬寿的信。林在这封信中论及西洋船坚炮利的厉害，盼望当局能吸取教训，从今后注重造炮买船。蒋氏就此议论说：“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这就是他的所谓林则徐怕“清议”的论据。林则徐此时获罪被贬，道光皇帝加给他的罪名正是“抗英误国”。这其实也是不主张抗英的抚夷派弹劾林的罪证。因此，林怕自己这封信的观点泄露出去，皇帝重加罪谴，落个不忠的罪名，反对派也会趁机加害和打击，自然是“怕清议指责，不敢公开提倡”。说林则徐因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的局限，跳不出“忠君”的思想圈子，因而怕“清议”的指责，这是对的，但照蒋氏用以论述的根据，显然这“清议”并非来自剿夷派的士大夫，而是来自道光皇帝及以琦善为首的抚夷派的那帮官僚们。这又一次暴露了蒋氏论述上的逻辑混乱。按蒋氏的立场观点，这也没什么奇怪，他非常赞赏以琦善为首的主和派，赞成他们的“中国武器不如人”论，“中国必败”论，瞧不起林则徐等主战派，所以他一看到林谈论造炮买船的事，便认为他“觉悟”了，承认“中国不如人”了；但林主张造炮买船实际上为的是对英作战，所以蒋氏又自我解释，说这是“假的林则徐”，真的林则徐是承认“中国不如人”的，只因怕主战派的“清议”，所以为顾惜个人名誉，缄口不言。这种不能自圆其说的解释，不仅把只属于主和派的“清议”硬栽到林则徐等主战派自己的头上，还无中生有地硬说林“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这种缺乏事实根据的轻率论断实有厚诬古人之嫌。
    别的且不说，就在蒋氏引用以证明林“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的这封信里，林则徐就万般无奈而悲愤地向老朋友倾诉：“自念一身休咎，死生皆可置之度外，惟中原顿遭蹂躏，如火燎原，润州失后，未得续信，不知近状何若？”“前事可悲，后患尤大，每一思之，心肝欲裂。”“时事艰如此，凭谁议海防？”请看，这哪里是为顾惜个人名誉而弃国家安危于不顾的鄙微心迹？如果他真是个只顾个人性命名誉的人，他应该连这封信也不要写，为何还在信中论及最为敏感的时事？
    林则徐走上抗英的道路，决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也不是为了博取时人的“清议”邀个抗英的令名。只因为他看出鸦片买卖对中国的极端危害，出于一片爱国的赤诚，所以才不顾一切，受命钦差之职到广东禁烟。临行时，他与好友龚自珍等话别，众人都知道他此行的艰难，都为他的前程担忧。他与他的老师沈维k3hc05.jpg话别时，慷慨陈词：“死生命也，成败天也，苟利社稷，不敢竭股肱以为门墙辱”。两人相顾而涕下。这样的态度，这样的决心，怎么反而把他描写成只顾个人利害得失的、言行不一、心口相悖的伪君子？
    三
    中国武器不如人，中国落伍，就决定中国肯定要失败吗？是林则徐挑起鸦片战争导致中国失败，使中国“丧失二十年”实现近代化的光阴吗？
    蒋氏的书中写道：“鸦片战争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然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军器不如人，自不待说；纪律不如人，精神不如人，亦不可讳言。”这些论述因为触及了自古及今，中国社会的一些“积弊”问题，又映带出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反差，颇得某些人的赞许。但是断定鸦片战争的胜败，如果蒋氏是道光时人，他的话说在鸦片战争之前，倒也有一定的震慑力，既然鸦片战争已经失败了，才来当预言家，并断定武器军事不如人就一定得打败仗，这结论就颇值得讨论。
    因为战争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回合是林则徐打赢的，也就是说，凭着劣势的武器，中国也有战胜英国殖民者的记录。这似乎对蒋氏的结论很不利，所以他便力图说明，林是侥幸取胜。他说：“可惜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后，林没有得着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蒋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武器绝对先进的英国可惜没有找着机会把林则徐彻底打败，不然他的“武器决定胜败论”就更有说服力了。当他写到后来的咸丰帝准备再次启用林则徐抗英时，他这样写道：“林的运气真好，他病太重，以后不久就死了，他的名誉藉此保存了。”这里的意思也极明白，他断定林则徐打不过英国人，他说：“即全国文武官吏尽是如林则徐，中国亦不能与英国对敌。”所以他真希望林则徐不死，让英国人把他打败，他就当不成民族英雄了。
    那么林则徐的胜仗是偶然的侥幸吗？不对。
    林则徐之所以取胜，首先是他看穿了英国殖民者利用鸦片买卖侵略中国的图谋因而激起了不畏强暴，誓死扞卫国家民族利益的决心；也看到了中国民众同仇敌忾共同抗英的勇气，因而决心依靠民众共御外侮。他认为：“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悔，惟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谕各国商人呈交烟土稿》）他采取果断措施，不怕英国殖民者多方威胁利诱，在虎门公开销毁罪恶的鸦片，大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英热情。这就是他取得胜利的基础。但蒋氏根本不相信这一点，他只相信武器。林说：“民心可用。”他说：“仅以民心对外人的炮火当然是自杀。”但林则徐决不像他所想象的那么蠢笨，让百姓直当敌人的炮火。林坚决站在人民一边，严惩敢于侵犯我百姓的侵略者，他“号召沿海人民群相集议，购置器械，聚合丁壮，以便自卫。如英人上岸滋事，准许开枪阻止，勒令退回，或即将其俘获。英人上岸觅井汲水，应加拦阻，不许其饮用。”“广州附近南海、番禺、顺德等地，本有社学的组织，在林则徐的号召下，社学中的爱国士绅召集义勇，组织团练，投入抗英御敌斗争。香港居民也奋起响应，四处张贴写有诸如‘井内有毒’之类的揭帖，警告上岸取水的英国侵略者。”（见杨国桢《林则徐传》）林则徐说：“察看民情，所有沿海村庄，不但正人端士衔恨刺骨，即渔舟村店，亦恨其强梁，必能自保身家，团练抵御。”正是这些被蒋氏极端看不起的“民心”在林的抗英斗争中作为坚强的后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其次，林则徐并非不知道敌人船坚炮利的厉害，而是冷静地分析敌我形势，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扬长避短，制敌死命。在战略上，他采取了以守为战，积极防御的方针。他认为敌人远离本土作战，补给困难，而我方在本土作战，地形地物熟悉，补给方便，可以以逸待劳，因此采取“以守为战”可保“百无一失”。在战术上，他重视建设我方水师，购置战船，训练士兵，加强防卫。他还“对准英军远来，供应困难的弱点，决定采取夜袭火攻战术，剪除出海接济英船的汉奸船只，使敌不战而自困。”（杨国桢《林则徐传》）林则徐向人民分析：“在不知者，或恐其闯进内河，不无滋扰；有知者，正欲其闯入内河，乃可一鼓聚歼，不留余孽。……英夷诡谲，凡事虚张，来兵即极多，亦不过一万余人为止。彼之数有尽，而内地兵勇用之不尽，不独以十抵一，以百抵十，直以十千万万抵一，又何不能剿灭之有？彼若敢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臌裂，再则伙食尽罄，三则军火不继，如鱼处涸河，自来送死，安能生全？”（林则徐《英夷鸱张安民告示》）正是这些正确的战略战术，鼓舞了士气，打中了敌人的要害，取得了抗英的胜利。蒋氏根本不愿看到这些，他只相信武器。在林则徐被罢官之后的鸦片战役中，正是由于腐败的清政府完全放弃了林的一套正确的战略战术，导致战事节节失利，蒋却反过来嘲笑林依靠人民的观点。他说：“七年冬天，英法联军首先攻进广东。士大夫阶级所依赖的民心竟毫无力量。”但是他没有交代这样的史实，即当时的总督叶名琛完全改变林则徐的做法，仇视人民，主张“攘外必先安内”，打击抗英群众，“常存杀民之心，不奋杀夷之志”，使人民大失所望，与官军离心离德。不指出这点，怎能说民心不可用？蒋氏为了宣扬他的“武器决定论”竟至于不愿正视基本的史实！那么武器精良就必定能胜吗？观察一场战争，必须考察战争的性质。侵略者发动的侵略战争总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若以武器军事不如敌人便放弃抵抗，抱定“失败主义”，那只好甘心作洋奴。若肯作坚强的抵抗，万众一心，不怕流血牺牲，抓住敌人的弱点进攻，最终总能战胜敌人。自古以来，不乏这样的先例。就在当时，中国军民在中越边境就曾大败法国殖民军，也是在武器军事不如人的情况下作战的。而后，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朝人民的抗美战争、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等等，都是武器军事不如人而最终取得胜利的实例。蒋氏因为迷信武器的决定作用，所以他的“历史着作”充满了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思想。
    如果像陈旭麓所言，蒋氏在历史的推进中感知了以“近代化”来改变“中古”的面貌这个“历史的逻辑”，“所以也就能触及到近代中国的这个总要求”（见蒋氏《中国近代史》一书的重印前言）的话，蒋的“逻辑”就是一条：中国根本不能与英国对敌，中国的近代化必须先与英国等侵略者妥协，所以林则徐的抗英是中国的“不幸”。他写道：“林文忠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将与名琛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毫无革新运动，主要原因在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这里的“速和”就是指腐败的清政府与英国等殖民主义者签订割地赔款的“和约”，让侵略者退兵。蒋氏认为以此作为条件，中国的“维新”就会提早实现。他说的“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就是中国绝对战不过英国，必须毫无条件地接受西方“文明”，全盘西化，过殖民地的生活。蒋氏的这段话真可说是为他的近代史观，尤其是鸦片战争史观添上了点睛之笔。陈旭麓说他的“书中也有‘全盘西化’的话，这种不顾中国实际、抹杀民族传统的主张，显然是错误的。但如果不从字面上推求，所谓‘西化’实际指近代化，‘全盘西化’是更大程度地要求近代化。”其实也用不着为蒋氏回护，他也希望中国近代化的用心是谁都可以看得出来，也是可以理解的，问题只是他所希望的近代化是先让中国殖民地化，让中国在完全丧失主权的条件下来实现西方的近代化。这就难以让人们“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了。史学的学术成就离开了正确的政治立场，到底还有多少“学术成就”可言呢？难道让今天的青年们接受蒋氏的论点，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也要求变中国为超级大国的新殖民地或附庸吗？难道让香港继续留在英国人的手里，承认他们的统治权，再吸取那里的殖民地经验来发展我们的经济吗？蒋氏到底有没有国家主权的观念？
    且不论蒋氏的“政治立场”，因为蒋其实并无所谓政治立场，按他的那一套，中国必先亡国，变成殖发地，而丧失了主权就无所谓政治，那只是外国人的“政治”。我们先看看他的那段话与事实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