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林不去，则必战，觇则必败”，应该说这不能算是历史的考据分析，只能算是算命先生占卜式的推衍猜断。上面我们说到了他所认定的必败理由是中国武器军事不如人，并已指出了这种论调的片面性，但他还有次要的理由隐含在这里面，那就是政府的腐败与人民的愚昧落伍。这多少是有事实依据的，但最终失败的是清政府和那些充满汉奸意识的少数民族败类，中华民族经过百年抗争，终于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并不像蒋氏所希望的那样必定要沦为殖民地，听任帝国主义的奴役和教训。他说“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其实中国的和不和主要看当政的道光皇帝，与林的败不败并无多大关系。如果当政的是乾隆那样的“英主明君”，则林即使败了，还有邓廷桢、关天培、僧格林沁、冯子材等可用，他们都有击败武器优胜的侵略者的记录。正是道光皇帝的优柔寡断，忽而主战，忽而主和，所以即使打了胜仗，他也听信琦善等主和派的话与英国殖民者媾和。所以这句断语只可看作是蒋氏设想的如意算盘。但他说“速和则损失可减少”，则是为侵略者的野心粉饰太过了！他一直认为英国等西方“文明”国家是非常公道守信，遵守国际公约的。对于鸦片战争，他写道：“那次战争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英国人则称为通商战争，两方面都有理由。”请看，英国侵略中国还有“理由”，似乎还可告上“国际法庭”。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失败了，割地赔款，侵略者占了大便宜，但还不满足，咸丰四年，英、美两国又联合要求修改条约。这已经足以说明“速和”也不可能减少损失，而蒋氏反而又说：“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指清政府拒绝修改）。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按他的口气，侵略者要求清政府修改不平等条约倒是“文明正当”的，只因清政府无礼，人家才诉诸武力。但这恰恰证明了，不管和与不和，损失都是无法减少的，只要侵略者想要求什么，都可以武力相威胁。蒋氏的自相矛盾竟至如此。另外，他还写道：“大沽之役以后，英、法并不坚持要报复，要雪耻。他们只要求赔偿损失及其他不关重要之条约解释与修改。”英法侵略者打上门来烧杀抢掠，因轻视中国的防卫被僧格林沁击败，咎由自取，他们有什么理由要向中国人民“报复”“雪耻”？这种侵略者的强盗口吻，怎么能出现在中国人的着作里？事实上，就此战役之后，“庚申夏，英将额尔金、法将噶罗率轮船帆船凡百余艘入寇，复至大沽口。”（见《清稗类钞·战事类》）清军战败，被迫签订《天津条约》，中国的损失岂止“赔偿损失及其他不关重要之条约解释与修改”？条约签订，该算是“和”了吧，可是侵略者更大规模的侵略行动卷土重来，火烧圆明园，迫使腐败的清政府签订更为苛刻的《北京条约》，条约规定割让九龙，听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教堂。这样的事实蒋氏视而不见，竟说“条约签订以后，英、法退军，中国并没有丧失一寸土地。”如此是非颠倒，前后矛盾，他的“可以减少损失论”也就不值一辩了。为什么蒋氏总是对侵略者怀有如此好感呢？因为他总认为通过与西方的和平沟通就可以帮助中国近代化，所以他反对林则徐的抗英，认为林败则“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如果西方殖民者真有这般善心，为什么后来当孙中山欲图革新时，他们反而去帮助清政府镇压革命呢？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条件下，被奴役的民族根本不可能按自己的意愿去“维新”，这一点连英国的政治家邱吉尔也已经明言了的，蒋氏却反而要中国人相信只有殖民者才会帮助我们实现近化化的神话。难怪他又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毫无革新运动，主要原因在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因为在他看来，康梁的改良运动，孙中山的辛亥革命等都不是依靠殖民者的帮助来维新的，所以都算不上是革新运动。
    谋求国家的现代化，希望我们的民族能进入世界先进民族的行列，这应是每个具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的共同心愿。但是理想的目标依靠何种手段去实现，有时并不都能形成共同的看法。今天我们还不能说我们已经取得了现代化的成功，我们的制度还未达到完全的民主政治的高度，因此有人对我们现在的朝着现代化前进的方向以及我们谋求现代化的方法提出疑问，都是难免的。但是已经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不可取的东西则不应再盘踞在人们的头脑里，以其貌似正确来干扰我们正常的思路。中国的现代化不能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老路，这是中国人近百年来苦苦挣扎实验过的结论。蒋氏还企图求证它的正确，实是观点立场的严重偏差。
    四
    外交在鸦片战争中能起什么作用？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外交”很成功吗？
    蒋氏认为：“我们研究我们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这就是说他很注意中国受列强欺侮的年代里，讲究外交的作用。但是在资本主义对外扩张时期，整个国际社会只有“强权外交”，国际环境以大欺小，以强凌弱，成为习惯，正所谓“弱国无外交”。若没有坚强的政治军事经济为后盾，外交不过是“屈服的艺术”而已。这本是已不须深究的常识。所以蒋氏的关于“外交”的叙述，其实就是他赞赏琦善的如何向帝国主义屈服的艺术。
    他认为，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惟独琦善主政的半年曾有过外交相对的局势。”“他与英人移文往来，亦知用‘贵国’‘贵统帅’的称呼。且他与英人面议的时候，完全以平等相待。至于他的目的，更不待言，是图以交涉了案。故琦善可以说是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这段话指的是，林则徐被罢官之后，琦善到广东主政时的种种表现。应该指出，林的被黜，是琦善等主和派在道光面前极力宣扬“失败主义”，诬陷林“抗英误国”的结果。且不说这个琦善早就对林则徐有怨，欲图报复，仅就他的“失败主义”而言，他所进行的“外交”我们还能相信是一个主权国家与另一个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对话吗？那么，既不是主权国家之间的平等对话，又何谓“外交”呢？事实正是如此。腐败的清政府不坚持林则徐正确的抗英策略，打了败仗，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在这种与敌城下之盟的条件下，琦善的“外交”是些什么货色呢？其时，英国殖民者义律率领的舰队还在大沽口，琦善与英国人议和，答应朝廷将惩办林则徐，“平反焚毁鸦片事，义大喜。未几，朝命下，即以琦为钦差，令赴广东查办，寻又命为两广总督。……琦抵粤，先撤虎门之防，义遂索赔款，要求割让香港全岛。”（见《清稗类钞·外交类·琦善受欺于英》条）琦善无权遽答义律的无理要求，只好采取拖延哄骗的办法敷衍。但义律根本不吃这一套，立即发动战争，攻陷虎门要塞，至使关天培等战死。琦善就此还与义律暗中交易，草签条约，割让香港。这种屈服于敌，辱国丧邦的行为也叫“外交”？但蒋氏就是赞赏这一点。他说：“琦善并未撤防或‘开门揖盗’，不过他对战争是悲观的。时人说这是他的罪，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他的超人处。他知道中国不能战，故努力于外交。”原来如此！正因为琦善的“失败主义”与蒋氏的观点完全相同，所以他媚敌求和，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汉奸行为也被蒋称为“超人之处”。蒋到底也不能讳言琦善在广东的失败，哀叹这是他“致命之伤”，但又说：“败是败了，但致败的原因不在琦善的撤防，而在当时的战斗力远不及英国。”奇怪的是，蒋在这里又不提琦善“外交”的成功了，如果琦善真会外交，为什么不能避免英国侵略者的再次进攻呢？可见蒋氏之言的不足信！在英国侵略者的武力胁逼之下，只要清政府不思反抗，它就只有两条路：要么答应侵略者的要求；要么多方乞求，拖延时日。所谓“外交”也不过在这两者之间委屈斡旋而已。
    蒋氏的所谓“外交”就是指这些东西。所以当琦善战败乞和，私下与义律议定《穿鼻草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之后，他还有一段更为离奇的言词：“此约是琦善外交的结晶。最重要的就是割让香港。在定约的时候，琦善已经接到了不许割地不许赔款的谕旨。照法律他当然有违旨的罪，但从政治看来，琦善的草约是当时时势所许可的最优的条件，最少的损失。我们倘与《南京条约》相较，就能断定《穿鼻草约》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把卖国贼不顾国法的卖国行为称之为“外交的结晶”；把同是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只不过多少有点差别称之为“外交的大胜利”！蒋氏的“外交”也真太令人难堪了。不过要想深究这其中的原因也不难，那就是，蒋氏坚定地认为中国打不过英国，失败是必然的，所以还不如与他们“外交”乞和，以保存族类。也就是甘当洋奴总比独立战死好。但是为了给这种观点遮遮羞，蒋氏又特别给琦善的行为加了个“知己知彼”的美誉，说琦善之所以坚持中国必败的理由是因为他下了一番调查研究的工夫，知道英国战船的厉害；又知道了中国毫不足恃。总之，是与他本人的观点一致：中国根本无法打胜英国。然而就连蒋氏所称道的琦善的这个“知己知彼”的“调查研究”的工夫也不过是琦善欺骗道光皇帝的谎言。杨国桢《林则徐传》对此事注解道：“这两个附片（即琦善的所谓调查），一为捕风捉影，把当时英军最大的军舰‘威里士厘’号的七十四门炮，说成有三四百门之多；二为无中生有，把英军探访山海关古迹和补充食物淡水的意图说成是诱引撤防或另图码头，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琦善对‘夷情’的分析是荒谬的、可笑的，蒋廷黻引此为琦善‘知己知彼’的根据，完全颠倒了历史。”据杨国桢的分析，“琦善的用意虽未明言，但很清楚可以看出两层意思：一为天津失防预存推卸战败责任的余地；二是促使不谙外情的道光皇帝下议和的决心，避免自己卷入战争的漩涡，保住高官厚禄。”所以杨认为“琦善的错误尽管百年之后还有人为之辩解，却怎样也刷不掉误时误国的千秋公论。”
    据陈旭麓的《重印前言》称，蒋氏的这本《中国近代史》“曾在知知界中流行，后因其政治倾向及论述上的偏颇，遭到非议”，可知早有人对蒋氏的观点提出批评。从以上的分析看，如果不对蒋的观点提出批评，那就是承认“殖民主义有功于国”了，所以现在来评蒋的《中国近代史》意义不在于讨论蒋的观点正确与否，而是今天仍有人认为“这本小书不无可取之处”，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人们还会对鸦片战争这种涉及民族生存与民族发展的问题产生岐见，这就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加以澄清了。同样，我们的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也还有许多值得反思之处。从整个世界的大环境来考虑我们民族的生存问题，今天与一百多年前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利益”还是各自必须坚持的基本准则，而国家利益与国家的独立自主是必然联系的。即使当年的许多弱小国家，如今也越来越希望维护自己独立自主的权利，何况我们这样一个古老文明的大国。维护国家的独立与尊严不能与寻求民族发展的方向和方法混为一谈；不能以牺牲国家的独立与尊严来作为发展自己的代价。这就是蒋氏鸦片战争史观与持相同观点的人们误入岐途的地方。当然，这本书在某些问题的论述上也确有令人信服的地方，如指出中国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历史循环套”，对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可说是抓住了要害，直至今天，我们社会中的许多积弊不能说不与这种“循环套”的消极影响有关。但是就鸦片战争这个中国近代史中最为关键的问题而言，蒋氏却把外敌入侵的民族矛盾与民族自我更新的问题混为一谈，极为兜售其“失败主义”的立场观点，这就完全掩盖了它的积极进步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