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造国民性思潮的性质和特点
    （一）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性。改造国民性思潮产生的原动力是拯救国家和民族危亡，革命派和改良派痛斥国民的劣根性，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唤醒国民不当亡国奴，达到民族自强，因此，这一思潮带有鲜明的爱国救亡性质，是一股积极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潮。
    在强烈的救亡主题下，改造国民性思潮还带有很浓的反封建启蒙性，是时代先觉者追求人的现代化的进步思潮。虽然资产阶级要改造国民，是从救亡的首要任务出发的，但在救亡中，他们却不仅发现自己的国家不是强国，而且发现自己不是“人”--不是现代化意义上的“人”。他们意识到：要把国家推向现代化，除了必须改革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外，还必须改造人的精神素质，疗治和重新塑造人的灵魂，把人变成人，变成具有现代文化意识的人。为此，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通过大量出版书报杂志、撰写文章，着力批判封建意识形态及封建时代的国民精神，认为中国国民性中的奴性、怯懦、旁观、好伪、保守、愚昧等劣根性，无一不是封建专制主义压制和毒害人民的产物，进而呼吁中国人从长期的封建束缚和熏陶中解脱出来，去除一切封建社会染就的劣根性。从这点上讲，改造国民性思潮又是一场反封建启蒙运动。
    （二）国家思想的凸现。透过20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注重培养国民独立自主人格的表象，我们可以发现，在改造国民性中，他们更重要地是极力强调国民应具有公德心、责任心、爱国心，提倡国民关心国事，增强参与意识，将小我投入到大我的事业中去。而这一切都表达同一个意思，就是要树立“国”在“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国家思想的凸现是这一社会思潮的显着特征之一。正如孙中山当时指出：“在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要怎样应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国家能够行动自由，中国便是强盛的国家。要这样做去，便要大家牺牲自由。”[15]这就是说，只有首先使国家自由，摆脱列强压迫，个人才能真正自由。所以，以国家思想至上为特色、为前提，中国资产阶级在处理群体与个体、国权与民权的关系上，更重视群体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要求国民尽关心国事之义务，发达其爱国力，把国家合成“一个大坚固团体”[16]，从侵略者手中夺回民族的完整权利。
    总之，中国资产阶级面对几千年封建小农经济培育的散漫麻木的人民，面对民族危亡而强调国家思想、国民公德和责任心、爱国心，其目的无非是为了振兴国家的需要，这不仅深刻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生活的弊端，而且恰当地反映了时代的主题，表现了改良派和革命派真诚的爱国主义情怀。
    四、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历史评价
    改造国民性思潮是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出发点，以改造国民心理与国民意识为己任，追求中华民族人的现代化的爱国进步思想运动，是中国现代化总体思潮的一部分，也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因子，这就决定了这一思潮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不可抹煞的历史地位。
    （一）改造国民性社会思潮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到心理层面反思的复杂过程，这些反思的层面相互交辉、层层推进，表现了这一思潮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进步合拍的动态过程。同时，中国资产阶级的先进人士面对救亡重任，提出重新认识自己，改造国民自身素质这样一个新课题，这对在历史上向以灿烂文明同化外来民族的古老中国来说，确乎是石破天惊、前无古人的壮举。尽管这方面理论还不成熟、不系统，但毕竟开始了中国人认识自己的过程，是人的解放在中国的开端，因而这一思潮的出现是中华民族觉醒的里程碑。从此以后，对中国传统国民性的反思一再拨动每个关心祖国命运的中国人的心弦，成为一个常新的课题。
    （二）改造国民性思潮第一次较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国民性问题，大胆地揭示出了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痼疾，并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封建专制、礼教及宗法家族制度。中国资产阶级对中华民族的这一无情解剖，无疑拉开了中国近代史上大规模批判封建文化的序幕，并深深影响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
    （三）客观上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准备了一定的国民心理基础。为了改造国民，就需要树立一个理想形象，为此，中国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从西方大量输入自由、民权、独立的新思想。在这些思想的熏陶下，一代新青年成长起来。他们极富政治敏感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起了先锋和桥梁作用。同时，对旧制度的批判和对清政府腐败的揭露以及对独立、自由、民主的共同追求，确使一部分国民主人翁意识加强了，激发了他们投身社会变革的热情。从1904年起，在中华大地掀起的以收回利权为中心的爱国运动，不能不说与这一思潮的影响有关。因而，改造国民性社会思潮客观上为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
    当然，由于时代、阶级、经济的制约，辛亥革命前的改造国民性社会思潮也存在着局限性。如思潮对中国国民性的优劣缺乏全面、辩证的认识，存在着注重揭露劣根性而忽略总结优良面的偏向，往往把中国人说得一无是处，甚至把好的一面说成是坏的，这种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使思潮产生了对本民族文化遗产不加分析地一笔抹杀、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顶礼膜拜的错误倾向，因而也就不能真正找到新民的道路。
    同时，改良派与革命派在强调新民的重要性时，过多地把国民性中存在的弱点都归结于封建的纲常伦理、家族制度以及政府政策、历代宣教等，而忽视了各个时代社会经济对国民性的决定性影响。事实上，国民素质的提高取决于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发展水平。从根本上讲，只有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根本改变人的状况，从而自觉地推动中国的社会现代化进程。
    另外，这一思潮也未能较好地解决思想启蒙与政治革命的关系，其结果是思想启蒙因政治革命的急迫而流于浅尝辄止；政治革命又因思想启蒙的肤浅而不能真正完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近代中国特殊的同情：中国资产阶级面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和救国的严峻现实，不得不负起变革社会和启发民众的双重任务，在救亡中求进步、求进步中救危亡，而这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所不能完成的。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对传统文化在心理结构上的反思还只停留在少数人范围内，忽视了广大处在下层的民众，这使他们在变革社会过程中缺少坚强的后盾。这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悲哀。
    注释：
    [1]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一。
    [2]《唐才常集》，32页，中华书局，1980。
    [3]麦孟华：《总论·民主第一》，载《时务报》第28册。
    [4][5][13]《严复集》，第1册，26、27、18页，中华书局，1986。
    [6][7][9][10]《梁启超选集》，211、207、116、20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8]章太炎：《答梦庵》，载《民报》第21号（1908年）。
    [11]参见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82。
    [12]参见福泽谕吉《劝学篇》，商务印书馆，1984。
    [14]《新民丛报》第1号《本报告白》（1902年）。
    [15][16]《孙中山全集》，第9卷，282、283页，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