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上《奏保丁汝昌马建忠片》，奏称朝鲜实为东三省屏蔽，“自与日本立约通商，动受迫胁，而国势贫弱殊甚，几难自立。近年由臣鸿章奏准该国选派员匠生徒，来津学习制造工艺，渐求自强，并与美、英、德等国先后订约以图牵制日本，……此次乱军滋事，变出非常，中国兵船驶抵仁川，日人已先我而至，既虑其先发制人，要挟无厌，而李昰应及其党羽知中国兴师问罪，难保不铤而走险，别启狡谋，是办理稍有不当，即不免稽延时日，虚糜帑项，朝事亦未易结束，所关殊非浅鲜。幸丁汝昌、马建忠设法钤制日人以缓其侵轶之谋，迨吴长庆陆军到后，马建忠即偕所派将弁星夜入城，复与吴长庆、丁汝昌密商定计，先将李昰应生致解津，旋即捕剿乱党，克期戡定。是此次援护朝鲜，扶危定乱，吴长庆、丁汝昌之功为多，而马建忠权衡缓急，操纵排解，悉合机宜，其劳尤不可泯。……二品衔候选道马建忠足智多谋，熟悉公法，能持大体，历办朝鲜与美、英、德议约事宜及此次朝鲜善后各务，均为远人所敬服，实堪胜专对之选，拟请赏戴花翎，并恳特恩以海关道存记擢用。”[（38）]接着，张佩纶弹劾马建忠，说日本与朝鲜定约，赔兵费50万元，日军常驻汉城等条，马建忠实主其事，马建忠为天主教民，市井无藉。清廷命李鸿章、张树声确切访查，据实复奏，毋稍徇隐。十月十二日，李鸿章上《查复马建忠参案折》，对马建忠被参各条逐一加以解释，特别指出：“该道幼习儒书，屡试不售，嗣游学泰西，兼习法文，本非教民，亦非市井，本年美、英、德各国与朝鲜议约，实赖其前往赞助，声明中国属邦字样，俾大义复昭于天壤。此次擒致李昰应，并筹办善后事宜，机敏异常，才能应变，即西人亦敬重之。夫洋务人才难得，论人者不免苛求，用人者当知护惜，臣等何敢空言诬罔，致令任事者裹足寒心哉。”[（39）]
    壬午兵变之后，朝鲜派人来商订中朝水陆贸易章程，李鸿章命马建忠等与之酌议，仍然强调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朝鲜请李鸿章派马建忠常驻该国，襄助办理新政事宜。李鸿章因中法交涉频繁，正需马建忠甚殷，建议改派马相伯，朝鲜表示欢迎[（40）]。李鸿章派前驻天津德国领事穆麟德前往朝鲜襄助关务，奏称：“须有华员伴往，联络商办，查有候选中书马建常，系道员马建忠之胞兄，向曾游学欧洲，谙习公法，洋情明练，心地耿直，前经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调充理（领？）事，适暂假来津，臣因马建忠为朝鲜君臣所信服，亦荐令同赵宁夏前往，随事襄筹妥办，可资得力。”十一月初三日，马相伯以襄理朝鲜海关商务的名义，与穆麟德、陈树棠、唐绍仪等到达朝鲜[（41）]。马相伯在朝鲜，朝鲜国王待以师傅之礼，马相伯劝国王兴学、治兵，派太子留学欧美，使人民习知外事，朝鲜多不能行。马相伯见其积习难除，知不可为，回天津述职，不愿再去，并向李鸿章推荐袁世凯，建议早定政策，或听朝鲜自主，或派钦差率兵前往，作有力的指导。李鸿章说：大清国我都不敢保她有20年的寿命，何况朝鲜[（42）]？
    该年九月二十二日，侍讲何如璋奏请力整水师，并特设水师衙门，以知兵重臣统理。清廷命李鸿章议奏[（43）]。李鸿章请马建忠提供意见，马建忠写《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他认为原奏以设立水师衙门为重，深得整顿中国水师之要领[（44）]。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法国武装侵略越南，即将挑起中法战争，马建忠随李鸿章左右，应李鸿章不时之用[（45）]。八年十月十七日，李鸿章派马建忠与宝海商订越事办法三条。十月二十二日，总理衙门复函李鸿章，同意马建忠所商订之办法。九年（1883）正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得马建忠自上海来电，知法国驻华公使宝海被法国新任内阁撤职，立即转告总理衙门，命云南、广东、广西驻军严申警备。十年（1884）四月初四日，马建忠在上海会晤法国总兵福禄诺。次日，李鸿章电马建忠，令转告福禄诺，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已撤职，请法国停兵。四月十一日，马建忠陪福禄诺自上海至天津。次日，李鸿章与福禄诺议定中法简明条约。四月十七日，中法简明条约正式签字[（46）]。同一天，李鸿章上《奏保马建忠片》，奏称：“臣前因二品衔候选道马建忠从前游学法国，与其官绅习处，熟知情伪，令在上海侦访敌情，福禄诺过沪时就商一切，该道晤水师提督利士比，密嘱以福禄诺赴津讲解，必须开诚致敬，若带兵船随往大沽，略露要挟之状，臣必不愿商办，利士比等恪遵指示，福禄诺仅坐一帅舰北来，过烟台后，复换搭商轮赴津，此即廖寿恒所奏先令兵船退出口岸之意，深合大体。该道同时回津，帮同臣往复辩论，颇得刚柔操纵之宜，遂能克期成议，实该道之力居多。查八年春夏，叠经派往朝鲜，主持美、英、德各国议约之事，条理精详，嗣朝鲜内乱，复委令带队前往弹压理处，应手奏效，奉旨记名以海关道用，旋经吏部以章程不符议驳。此次定约，竭诚襄助，不激不随，动中机要，维持大局，其劳绩尤不可泯。该道讲贯中西各学，心地谨饬，才能肆应，西人多引重之，若蒙恩存记，擢授关道及出使之任，必于交涉要务有裨。”[（47）]七月初六日，清廷调马建忠往总理衙门办事，七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又上《奏留马建忠片》，称马建忠前因“法人启衅，饬往上海确探军情，随时密报，俾可相机因应，并以宣战之后，由沪解赴闽、粤及北路枪炮要件，各船不肯装载，又饬会同委员密雇商轮，设法转运，以资接济，该道熟悉洋情公法，办理尚能妥慎，现值战守机宜吃紧，侦探、转运均关重要，一时难更生手，致有贻误，拟请暂缓北上，俟军务稍松，再行给咨来京。”[（48）]
    李鸿章对马建忠极力袒护，屡次奏保，马建忠却官运不佳，始终得不到一个实缺官职。李鸿章于十年二月委派马建忠为上海轮船招商局帮办[（49）]，实际主持该局局务。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扬言要“遇船劫夺”，马建忠主持将招商局轮船明卖暗托给旗昌洋行，挂美国旗继续从事运输。清廷严责李鸿章出售轮船未经具奏。李鸿章具奏解释，马建忠又为李鸿章背过，作了替罪羊[（50）]。
    李鸿章在派马建忠为招商局帮办的同时，又派马相伯调查其各地分局帐目。马相伯至天津、汉口、上海、烟台、厦门、广州等地细查[（51）]。李鸿章电召马相伯回天津，马回津后，李鸿章与马氏兄弟发牢骚，说政府命我办海军，只给500万两白银，怎样办得好，马氏兄弟建议借外债办银行，办海军、振实业。李鸿章派马相伯到美国去借债，当时，帝国主义国家，正热衷于资本输出，马相伯到纽约后，美国许借五万万美金，马相伯电告李鸿章，朝议大哗[（52）]。清廷谕称：“有人奏疆臣私合洋商开立银行，请旨饬禁一折，据称李鸿章现与美国洋商米建威订约股开华美银行，官为保护等语，……关系甚大，后患颇多，……着李鸿章据实复奏。另片奏，此次股开银行，由道员马建忠等串通怂恿等语，是否属实？”[（53）]不久之后，又有谕称：“前有人奏李鸿章与美国洋商米建威订约股开华美银行，……当经谕令该督据实复奏，迄今多日，尚未奏到。此事流弊甚多，断不可行，现在交章论劾，众议沸腾，该督如果有与美商订约之事，着即行罢议，迅速复奏，毋再迁延干咎。”于是，李鸿章与马氏兄弟联合美商开办银行之举遂遵旨罢议[（54）]。
    十三年（1887），清廷命李鸿章筹办漠河金矿，李鸿章请马建忠与盛宣怀、李宗岱[（55）]迅速筹议，各抒所见，保荐结实可靠、熟悉矿务干员和殷实商董，妥议试办章程[（56）]。马建忠向李鸿章递禀，论漠河开矿事宜，建议以戍兵淘金，有偷挖金矿者，亦招入伍，以兵法部署之，不劳役，不费财，可固防，可制敌，内以戢匪徒之出入，外以杜强邻之窥伺，不数年间，边备益修，军储益裕，当务之急，莫要于此[（57）]。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马建忠又与盛宣怀等禀请李鸿章广泛发展内地小轮船，以便利进出口物资[（58）]。
    十四年（1888），袁世凯在朝鲜任期即将届满，朝廷委姚文藻与美国人德尼策划倒袁，姚文藻等使朝廷向李鸿章推荐马相伯代袁，使李鸿章极为不满，命马建忠监视姚文藻，认为姚为反复小人，私受韩聘，播弄生事，律当诛！马建忠如不能担保，须设法羁縻禁锢，勿任其再赴韩，马建忠表示愿力保姚，即使姚北上，听李鸿章指挥。
    十六年（1890），马建忠写《富民说》，认为治国以富强为本，求强以致富为先，呼吁实行关税保护政策，讲求土货，增加丝、茶等的出口，伪造洋货，织布局生产之布，仅为进口洋布的1／80，应扩充资本，或再立新局，诚得其人，善为创办，不出十年，必有成效。欲致富，莫若开采金、银矿，宁海、招远诸山，可与美国旧金山鼎峙。资本不足，可设立商务衙门，借用外债[（59）]。李鸿章即命马建忠兼任上海织布局总办，兼综宁海金矿。
    十七年（1891）正月，马建忠写《法国海军职要叙》，认为海军之要，在用人力，得人心，而战备其末焉者也。战备因时而变，而所以用人力，得人心者则有不变者在。中国之兵舰、火器，亦屡增而屡变矣，而所以明其职、尽其分之要，其尚待讲求犹昔也[（60）]。
    李鸿章对马建忠的重用与日俱增，马建忠早已升任招商局会办，似乎就要取盛宣怀的督办而代之，深为盛宣怀所忌，他拉拢与马建忠素不和睦的另一会办沈能虎，共同与马对抗，马建忠请李鸿章委招商局会办严潆为织布局提调，盛宣怀立即请李鸿章收回成命。接着，盛再命沈能虎向李鸿章控告马建忠将公款五万两存入旗昌洋行，用“马建忠”私人名字，及旗昌倒闭，又偷改为“轮船招商局”字样，此外，还“挂欠公帐一千三百六十余两。”李鸿章在盛宣怀等“严峻陈词”、多方敦促之下，始“偶为所动，暂令眉叔离局清厘侵挪各款。”时为十七年八月。马建忠贯彻自己的计划，扩充纺织业，欲借银百万两，另设一个织布局，盛宣怀又请李鸿章加以阻止。李鸿章此时也认为马建忠“办事一味空阔，未能处处踏实。”[（61）]马建忠得不到李鸿章的继续支持，上海织布局筹款困难，谤声四起，只好将织布局总办一职也让给了杨宗濂[（62）]。
    十八年（1892），马相伯任驻日本长崎领事。不久，又改任驻日使馆参赞。当时驻日公使为黎庶昌[（63）]。
    二十年（1894），日本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马建忠写作《拟设翻译书局议》，说他“近复为世诟忌，摈斥家居，幸有暇日，得以重理旧业。今也倭氛不靖而外御无策，盖无人不追悔于海禁初开之后，士大夫中能有一二人深知外洋之情实而早为之变计者，当不至有今日也。余也蒿目时艰，窃谓中国急宜创设翻译书院。”[（64）]二十一年（1895），马建忠随李鸿章赴日本谈判，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65）]。
    二十二年（1896），马建忠出版《适可斋记言记行》一书，梁启超在序中写道：“顾闻马君眉叔将十年矣，称之者一而谤之者百，殷殷愿见，弥有岁年，今秋海上忽获合并共晨夕饫言论者十余日，然后霍然信中国之果有人也。……然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以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义，皆为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嗟夫！使向者而用其言，宁有今日？使今日而用其言，宁有将来？”[（66）]
    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梁启超请马相伯主持筹备设立译学馆。变法失败，此事亦中止。马相伯与马建忠合着《马氏文通》。
    二十六年（1900），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由广州北上。李鸿章于六月二十五日到上海，命马建忠入行辕襄理。俄来数千字长电，声称中国若不承诺，即封锁吴淞，马建忠连夜译出，惫甚，以致热病大作，于七月十二日（8月14日）去世，终年55岁。
    二十七年（1901）七月，李鸿章病死[（67）]。李鸿章与马氏弟兄的亲密关系也完全结束。在马氏弟兄中，最先进入淮系集团的是长兄马建勋，其次是三弟马建忠，再次是二兄马相伯，但李鸿章最重视、最重用的却是马建忠，其次是马相伯，最后者是马建勋了。马建忠对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认识远远超过李鸿章，李鸿章处理中国外交、经济、军事问题屡屡向马建忠咨询，马建忠协助李鸿章办理外交，颇显才干，办理轮船招商局等企业，也有相当贡献。李鸿章欲马建忠出任海关道，或担任驻外国公使，清朝政府未满足他的要求。马相伯则曾出任驻日领事、参赞，也随黎庶昌的去任而去任。李鸿章欲马建忠办理企业，马建忠又与盛宣怀等互相水火。李鸿章权衡利弊，认为马建忠不如盛宣怀、杨宗濂踏实、稳健，其实，李鸿章如能采纳马建忠的主张，举借外债，扩大纺织业，也是很有可能成功的。
    马建忠从政不通，办企业也有始无终，再退而从事文化事业，建议设置翻译书局，翻译外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书籍，使当权者知彼知己，对外交涉，百战不殆。李鸿章在甲午战后，也失去了昔日的辉煌，马建忠办文化事业也未得到支持。马建忠再退而从事着作，与马相伯共同写成了《马氏文通》而已。年仅55岁而死，壮志未酬，可为遗憾！
    注释：
    ①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
    ②《民国人物小传》（1）第118页。
    ③《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页。
    ④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4，第22页。
    ⑤《马相伯先生年谱》第68页。
    ⑥《适可斋记言记行》，《自记》。
    ⑦《马相伯先生年谱》第5页。
    ⑧《马相伯先生年谱》第51页。
    ⑨林敦奎：《马建忠》，《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2卷，第241页。
    ⑩《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17页。
    （11）刘声木：《异辞录》卷2，第11页。
    （12）《李文忠公奏稿》卷37，第37页。
    （13）《明僚函稿》卷18，第5页。
    （14）《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2，第3页。
    （15）曾纪泽：《使西日记》卷1，第10页。
    （16）《李文忠公奏稿》卷37，第37页。
    （17）《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24页。
    （18）《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4，第1页。
    （19）《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1，第11页。
    （20）《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1，第17页。
    （21）《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1，第24页。
    （22）《李文忠公奏稿》卷37，第37页。
    （23）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24）《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30页。
    （25）《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37页。
    （26）《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行》卷2，第1页。
    （27）赵尔巽等：《清史稿》（41），第12482页。
    （28）夏东元：《盛宣怀传》，第477页。
    （29）《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38页。
    （30）《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31）《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4，第10页。
    （32）《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行》卷4，第33页。
    （33）李宗一：《袁世凯传》第18页。
    （34）《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行》卷6，第1页。
    （35）《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行》卷6，第23页。
    （36）《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行》卷6，第19页。
    （37）《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行》卷6，第29页。
    （38）《李文忠公奏稿》卷44，第48页。
    （39）《李文忠公奏稿》卷45，第22页。
    （40）《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39页。
    （41）《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42）《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40页。
    （43）《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44）《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3，第1页。
    （45）《异辞录》卷3，第1页。
    （46）《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47）《李文忠公奏稿》卷49，第52页。
    （48）《李文忠公奏稿》卷51，第25页。
    （49）张后铨：《招商局史》第604页。《附表》二。
    （50）《招商局史》第116页。
    （51）《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50页。
    （52）《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62页。
    （53）《清实录》（德宗朝）卷246，第304页。
    （54）《清实录》（德宗朝）卷246，第308页。
    （55）李宗岱，字山农，广东佛山人。曾任道员：主持山东平度矿务局。与张荫桓为亲戚，同为佛山人。与马氏弟兄均友善。见《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58页。
    （56）《李文忠公尺牍》卷4，第42页。
    （57）《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4，第18页。
    （58）夏东元：《盛宣怀传》第487页。
    （59）《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1，第1页。
    （60）《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2，第1页。
    （61）《盛宣怀传》第156页。
    （62）《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2卷，第243页。
    （63）《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85页。
    （64）《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4，第23页。
    （65）萧一山：《清代通史》第1257页。
    （66）《适可斋记言记行》，《序》。
    （67）《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