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期间，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与其它地区的抗日知识分子一样，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贡献不仅表现在抗战的政治、文化、军事、科技和国民外交方面，而且也表现在抗战理论方面的建树。这里，笔者试对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在抗战理论方面的贡献作一探讨。
    在从事这一问题的探讨之前，有必要对抗日知识分子的概念作一界定，并对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类型作一划分。本文依据“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抗日实践认为，抗日知识分子是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主张、参加、支持和同情抗日救亡斗争的知识分子。而与抗日知识分子有本质区别的概念为“汉奸知识分子”。[①]抗日知识分子在不同地区依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类型。就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而言，依其社会地位与政治态度，大致可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由胡适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所构成，是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二种类型是由沈钧儒、邹韬奋、王造时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左翼知识分子和由青年学生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构成，是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主体部分；第三种类型是由郭沫若、茅盾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构成，是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三种类型的划分，大致包容了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全部。当然还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由于数量少，其对日态度与资产阶级右翼差异不大，故不加以单独阐述。此外还须说明，随抗日救亡运动的长期发展，有的抗日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曾发生转化。如邹韬奋和一批青年学生等相继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下摆脱出来，转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因而上述划分是相对的。下面本文就国统区各类抗日知识分子在抗战理论方面的贡献作一梳理和评述。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局部抗战爆发，国统区各类抗日知识分子依据当时中日战争的状况，分别提出了各自的抗日主张。由于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尚未形成，全国还处于局部抗战的状态之中，因而他们的抗战理论还处于形成阶段。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不断加深，特别是“七七”事变后，局部抗战转化为全国抗战，他们的抗战理论也随之走向成熟。这种成熟的主要标志就是：在伟大的全国抗战的实践中，国统区各类抗日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或影响下，分别从不同角度揭示了中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都形成了比较正确的抗战理论。尤其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左翼知识分子，在抗战理论方面的贡献更为突出。
    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构建的抗战理论，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是“全面持久抗战论”；二是“苦撑待变论”；三是“复兴论”。
    1.全面持久抗战论
    所谓“全面持久抗战论”，是指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日战争，已经“不仅是军队和军队作战的平面战争，而是整个的民族对于侵略者的立体战争。”[②]同时又由于敌强我弱，中日战争不可能在短期内终结，中华民族只有在长期的战争中，才能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基于这种认识，郭沫若回国后不久就撰文坚定地指出：“抗战是我们中国的唯一的出路，只要我们抗战到底，只要我们作长期的全面抗战，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③]沈钧儒也着文强调，在“严重的全面持久抗战中间，中国很迫切需要造成一个全国整的力量[④]，以推动抗战的进程。”此外，邹韬奋、章乃器等抗日知识分子也有比较系统的论述。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全面持久抗战论”包括两方面内容：
    其一是“全面抗战论”。对此内容，郭沫若着有专文予以阐释，颇有代表性。他在《全面抗战的再认识》一文中指出，现代战争与古代战争有本质的区别。现代战争不是“平面战争”，而是“立体战争”。这种“立体战争”，“已经不是单独的军事上的事，这儿是把全国的力量集中了起来；全国的学术、产业、政治、经济、教育、训练等等，在平时都要有充分的素养，而且是有系统有计划的素养，然后才能结晶为现代的立体战争。”[⑤]在该文中，他充分肯定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中日战争是“立体战争”。认为中国要取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最后胜利，必须凝聚全民族的力量，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全面抗战。并且还提醒政府和国人对全面抗战的意义“再加认识”。[⑥]
    其二是“持久抗战论”。关于这一内容，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等都有过科学论证。而郭沫若、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等抗日知识分子也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七七”事变后，一些人对于“战局的转变颇呈出一种仓惶的现象。”[⑦]也有一些人“存在着一种侥幸的念头，希望战事早早得到一个段落”。[⑧]对此状况，郭沫若全面分析中日两国的实际后指出：“敌人不是一月两月可以打倒的敌人，因而我们的抗战也不是一月两月便可以告一段落的抗战。”他认为“我们这篇伟大的用血写出的文章才仅仅是开头。”突出地强调要“坚定着自己的决心，要抗战他一年两年乃至十年八年，在敌人没有打倒之前我们是永远不会停止的。”[⑨]郭沫若这一持久抗战的观点，在稍后的《持久抗战的必要条件》一文中给予了更为系统的阐述。邹韬奋对“持久抗战论”的贡献，则突出地强调持久战的心理基础和物质基础。他认为在心理上，必须首先认清“这次为抢救危亡而抗战的历程是艰苦的历程。”要有“百折不回义无返顾的沉着心理。”在物质上，必须“一面抗战，一面应注意生产的继续”，并且还要在“整个的国防经济建设的计划之下，作加速度的更紧张的生产工作。”[⑩]而沈钧儒也认为，要坚持持久抗战，除“政府的决心”和“民众的力量”之外，还要有利于中国抗战的“国际的形势”。[（11）]因此，无论是郭沫若，还是邹韬奋、沈钧儒等都认定，中国只有经过持久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牺牲，日本帝国主义这个强敌才能被打败。尽管其历程艰辛，但是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
    2.苦撑待变论
    所谓“苦撑待变论”，即指全国抗战爆发后，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知识分子提出并为之实践的一种抗战理论。众所周知，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胡适等对日态度发生急剧变化，即放弃和平解决，最后走上抗日之路。1937年12月9日，也就是南京失陷的前几天，胡适在美国华盛顿女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认为，“南京如失守，中国将继续作战，虽战争延长二、三年，亦所不惜”。南京失陷后，他连电国民政府主张“苦撑”。在这之后的岁月里，胡适反复地陈述“苦撑待变论”的内容。1938年7月30日，胡适在致傅斯年的信中说：“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一途，别无他法”。[（12）]同年12月4日至5日，胡适分别在纽约哈摩尼俱乐部和律师俱乐部讲演，以“美国独立与中国抗战”为题，痛陈中国抗战的艰苦卓绝，正如美国独立之初在福崎山谷的苦撑。他认为美国独立最终实现，是由于美国连续六年的战斗，以及国际形势对美国有利的转变。同样的情形，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也必须依靠两件事：“第一，中国必须继续作战；第二，在一段漫长的时间中，国际情势转变对中国有利，对敌人不利的时候一定会到来。”[（13）]胡适这一演讲，对美国，是希望他不要忘记历史，在反侵略战争中相互支援是非常必要的；对国内政府，就是要“苦撑待变”，以求抗战的最后胜利。由上可知，胡适的“苦撑待变论”包括两方面内容：
    其一是“苦撑论”。即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坚持继续抗战，既不投降也不议和。1938年10月以后，抗战开始进入最艰难的相持阶段。这时国民党内部出现一股与敌人议和的逆流。如武汉会战吃紧之时，蒋介石就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希望美国“发起邀请有关国家举行谋致远东永久和平之会议”。此时已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对蒋的求和行为表示异议。致电蒋介石陈述“苦撑”的谏言，反对和谈。又如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国出逃，胡适去电劝阻。他指出：“此时国际形势果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个月的牺牲。适六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今日反对议和，是为国家百年设想，乞公垂听。”[（14）]胡适在美国发表了一系列讲演不厌其烦地强调中国抗战到底决不动摇的决心。
    其二是“待变论”。即是等待国际局势发生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日本的变化。胡适把国际局势的演变看成是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他认为中国抗战，不仅是为中国，也是“为世界而战，至少是为民主国家作战。”[（15）]坚信中国的抗战必将得到国际的同情和援助。为此他提出：“假如我国真的危险到了极点的时候，至少俄国和美国是不能坐视的”。并且他有一个形象的比喻，认为中国咬牙苦撑一年二年三年甚至十年，“几年内忽然来了一个帮助，就好象穷人一旦得到爱尔兰的大香滨马票，岂不痛快！”[（16）]胡适正是抱着这一“待变”的信念，在美国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演变，不断向国内传送国际形势变化的信电。尤其是1941年12月8日，当他接到美国总统罗斯福电话告知的“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的消息，立即用急电报告重庆政府，认为“这使我们国家民族松了一口气，太平洋局势大变了。”[（17）]中国单独的“苦撑”终于迎来了他企盼已久的“待变”形势。
    通过对“全面持久抗战论”和“苦撑待变论”的评述，可以看出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共同点在于二者都是主张中国夺取抗战并最终取得胜利的理论，主张只有经过中国自己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才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同时认为中国的抗战必将与国际上的正义力量融为一体，得到他们的同情和支持。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无论是“全面持久抗战论”，还是“苦撑待变论”都得到了印证。当然二者也有重要区别。前者是在持久抗战中，积极地创造战胜敌人的力量，即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后者是在持久抗战中，消极地等待别人的援助来取得抗战的胜利，也就是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的身上，特别是美国的援助上，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