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复兴论
    所谓“复兴论”，是关于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前途关系的认识。国统区各类抗日知识分子通过对二者关系考察后认为，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不仅中华民族能取得胜利，而且将给中华民族注入生机活力，带来极为光明的前途，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从以上评析可知，国统区各类抗日知识分子都认为尽管中华民族的抗战历程艰难曲折，但最后胜利注定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得出这一结论固然非常重要，但中华民族的抗战前途还没有最终解决。那么胜利过程中的中华民族，或完全胜利后的中华民族将会怎样呢？国统区各类抗日知识分子的认识虽然有很大差异，但是总的结论却是相同的。这就是抗战将带来中华民族的复兴，或者说抗战的胜利即是中华民族的复兴。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王造时就指出：发动“与日战争，即使完全失败，在久远看来，仍是成功。因为这种反抗精神，不但可以寒帝国主义者之胆，并且可以激起牺牲奋斗精神，急公好义的美德，而为全个民族奠下复兴的基础。”[（18）]哲学家冯友兰，在抗日时期撰写了《新理学》、《新世训》、《新原道》等六本书。他统称为“贞元之际所着书”，并阐释道：“所谓‘贞元之际’就是说，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时期。”他认为“这次抗日战争，中国一定要胜利，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19）]胡适虽然没有专文论述抗战与复兴的关系，但是他也从全国抗战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生机。他在1942年的一次讲演中指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宣扬中国人只是一盘散沙。可是奇怪得很，敌人越打进来，这一大盘散沙团结得也越坚固，散沙好象变成了‘水门汀’了，好象变成‘钢骨水泥’了！十年的苦战，军事的失败，大块土地的沦陷，经济的大困难，都不曾动摇我们国家的统一，都只促进了，加强了，我们的政治团结，建设的努力，作战的勇气。”[（20）]而郭沫若更揭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真谛”，即“复兴中华民族的精神”。这种民族精神他认为是：“一，富于创造力；二，富于同化力；三，富于反侵略性。”[（21）]
    中华民族为何存在复兴问题？这是因为中华民族曾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在近代以前，中华民族在世界上长时间处于领先地位。走入近代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频频入侵，迫使封建王朝与之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而，中国“已逐步陷入半殖民地的境遇。”[（22）]复兴中华民族过去的辉煌，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不仅是一种美好的理想，而且更是一种客观现实。即是说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已具备了必要条件。
    首先，在拯救空前国难中迸发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注入了从未有过的内在动力。“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实施了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从此中国人民遇到了近代以来从未出现过的亡国灭种的空前国难。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无论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是地主、资本家，等等，一切阶级、阶层和个人都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此时出路只有两条：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中华民族为独立与复兴全力奋起抗战了！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爱国主义精神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激扬和迸发。从这种激扬和迸发的显现中，哲学家李达深深感到：“中国社会已经踏进了伟大的飞跃时代。”[（23）]文学家朱自清也惊奇地看到：“新中国在血火中成长了。”[（24）]总而言之，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和全国人民一样都深切地体验到：因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推动，中华民族更生了！
    其次，中国已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最突出的表现即是：中国共产党走向全面成熟。它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一整套战胜民族敌人、取得民族复兴的理论、路线和政策，并全力地把它付诸实践。在伟大的抗战中，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的独立、复兴的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的发挥，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国统区的抗日知识分子而言，无论是在黄炎培的《延安归来》、邹韬奋的临终遗嘱中，还是在国统区其他抗日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中都有具体的体现。
    由此可见，复兴论是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关于中国历史发展总趋势的正确认识，是对抗日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的正确估计，也是中国人民充满民族自信的重要表现。
    通过以上的梳理与评述可以看出，全国抗战爆发后，国统区各类抗日知识分子在抗战的思想理论领域中的艰辛探索与努力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并使之在伟大的全国抗战的实践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第一，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关于抗战理论的构建与传播，对国统区人民的民族民主觉悟的提高，对国统区人民夺取全国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的巩固，对国统区军民抗战的勇气与实力的加强，具有重要作用。国统区青年不断地加入抗日队伍，奔赴抗日前线；抗日将士们都怀着一颗同仇敌忾的决心，英勇杀敌；国统区民众努力生产支援前线，这与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的抗战理论的创建功能的发挥分不开的。
    第二，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关于抗战理论的构建与传播，对国共两党也产生一定影响。从根本说，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关于抗战理论的构建与传播，尤其是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左翼的抗日知识分子关于抗战理论的构建，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指导或影响的结果。同时，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构建的抗战理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战理论与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也有一定影响。
    第三，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关于抗战理论的构建与传播，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在全国抗战的伟大实践中，无论是全面持久抗战论、复兴论，还是苦撑待变论，都是指导全民族奋力抗战的重要理论。这些重要理论，既是中华民族全面觉醒的理论标志之一，也是中华民族抗战到底的坚强意志的重要表现。
    此外，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构建的抗战理论，通过传播媒介也传入国外，这对于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意志与行动，对于壮大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也有一定影响。所以，国统区抗日知识分子在抗战理论上的贡献是不应忽视的。
    注释：
    ①《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7页。
    ②③⑤⑥⑦⑧⑨（21）《郭沫若全集》第18卷，第222、133、165、167、186、137、137-138、280页。
    ④（11）《沈钧儒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0、343页。
    ⑩《韬奋文集》第1卷，第208页。
    （12）（13）（14）（15）（16）（17）（20）《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台湾版〕第1640、1645、1660、1644、1644、1748、1779页。
    （18）王造时：《荒谬集》1935年版，第22-23页。
    （19）《冯友兰自传》，《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页。
    （22）《郭沫若全集》第19卷，第32页。
    （23）转引自《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4页。
    （24）转引自刘大年：《民族的胜利，人民的胜利》，《人民日报》，1995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