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是清朝后期的所谓“中兴名臣”，也是所谓“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但是，纵观他一生的是非功过，称他为继林则徐之后的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当之无愧的。他在收复新疆，索还伊犁，以及在中法战争中积极主战，支援镇南关大捷，派兵援救台湾的反侵略斗争中，都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为备受屈辱、充满血泪的中国近代史写下了大振国威的光辉一页。左宗棠能立下这样伟大的历史功勋既不是侥幸的，也不是偶然的。这不仅与他强烈的求强御侮的爱国主义思想有关，也与他一整套军政方略中的辩证法思想方法有关。本文试图从中华民族哲理思维的角度，剖析左宗棠战略思想中的辩证法要素。
    一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综合治国论
    左宗棠战略思想的突出特点是自始至终贯穿着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的辩证观点。这主要表现在他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外交、科技等，看作一个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环环相扣的统一整体。作为封疆大吏，左宗棠先后担任过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作为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他参加过满清中央政府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决策。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军旅生涯中渡过的，但他并不认为军事是治国平天下的唯一手段。他深刻地认识到，治国“不独在猛战，而在方略处置为远大之谋。”①即必须把政治、军事、教育、外交、经济等各种措施，互相配合，同时进行或交替使用，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作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我们对左宗棠总的政治思想不宜评价过高，但有几点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1.深刻看到经济的决定作用
    左宗棠一反宋明理学不言功利，空谈“理义性命”，“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观，绝无人色”②的遗风，始终对经济问题予以高度的注意。他从自己的军政实践中充分看到经济对战争胜负的重要作用：“惟粮食、盐菜、衣袴、巾履、医药，则生人日用所需，决难断缺。非时其缓急，源源支给，慈父且不能保其子，将帅安能蓄其士卒哉！”③“虽有良将，不能点铁而成金；虽有神兵，不能煮沙以当粥。”④所以，他每当在军事上收复一地，都注意及时招抚难民，安置战俘，借与种籽、耕牛，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并因地制宜，开源节流，尽量减少国家财政支出。特别是在用兵西北时，他继承和发展了西汉赵充国“屯田实边”的思想，把“民屯”与“军屯”相结合，用经济的办法办经济，反对掠夺性的摊派征收：“一意筹办军食，何从顾及百姓？不知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举行之初，须察缠头（指当地少数民族回民）现存若干，其力可耕垦无籽种牛力者，酌其能耕地若干，分别发给，令其安心耕获。收有余粮，官照时价给买，以充军食。其必须给赈粮者，亦酌量发给粗粮，俾免饥饿。”⑤他认为：“若民屯办理得法，则垦地较多，所收之粮除留籽种及食用外，余粮可给价收买，何愁军食无出？官军能就近采买，省转运之费不少。”他认为只要让回民“有利可图”，那么“何事不办？”显然这是贯彻了经济利益的原则，“此民屯要策也。”他认为“军屯”也必须坚持经济利益的原则：“最要是照粮给价，令勇丁均分，庶男丁有利可图，自然尽力耕种。营哨官出力者，存记功次优奖，否则记过。如此，则各营勇丁吃官粮做私粮，于正饷外又得粮价，利一。官省转运费，利二。将来百姓归业，可免开荒之劳，利三。又军人习惯劳苦，打仗更力，且免久闲，致生事端，容易生病，利四。此兵屯要策也。”⑥显然，这一整套“民屯”与“军屯”相结合的主张，是一种辩证联系，综合考虑，一举多得的利国、裕民、强兵的战略措施。他还主张利用市场法则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来促进商业流通，保证粮食供应：“不勒定本境市价，人情趋利若鹜，境内价高，商贩闻风而至，粮价自当平减。”⑦他特别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早年就撰写过有关农业的专着《朴存阅农书》。他到西北后又亲自刊行《种棉十要》、《棉书》，大力推广内地先进的农业技术，大办水利，广种草棉，提倡种树，绿化沙漠，改善西北自然环境。他还从外国引进机器，“制机轮挹河流注之园中”⑧；“并购开河机器，使施治于泾川上源”⑨，利用先进的机械设备，来抽水灌溉，治理河流，提出了一整套开发建设西北的战略设想。
    2.学习西方，锐意求强
    左宗棠在进行战略决策的时候，立足于放眼世界，把中国放在整个世界的宏观系统中去考察，坚决反对那种孤立的僵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反对那种把中国与世界割裂开来的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顽固保守思想。他极力推崇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亲自为魏源的《海国图志》作序，宣传世界大势：泰西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官师均由艺进，性敏慧，好深思，制作精妙，日新而月有异。象纬舆地之学，尤征有专诣，盖得儒之数而萃其聪明才智以致之者，其艺事独擅。……适泰西火轮舟车有成，英吉利遂蹈我之瑕，构兵思逞，并联与国，竟互市之利，海上遂以多故。”⑩这说明，他清醒地看到西方之强与中国之弱，不再以“天朝上国”、“无所不有”自居。在这“日新而月有异”的世界形势中，中国当然不可能孤立地永恒不变地存在下去。对此，他尖锐指出：“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11）因此，他既提出了学习外国、赶超外国（“藉外国导其先”）的战略任务，又批判了那种自甘落后、让外国垄断先进技术（“让外国擅其能”）的民族自卑感。
    左宗棠还从哲理思维的高度，揭示中国与西方思想方法的根本差异：“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理义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12）他深刻地揭露了以“理义为本”的儒家思想、宋明理学的根本缺陷是“虚”，即空谈义理性命，不求实功实效，无益于国计民生，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为了避免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他对当时激烈进行的“本末”、“体用”之争，采取“姑置勿论”（13）的态度。很显然，他的思想与后来张之洞等人所鼓吹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有所区别的，可谓挖到了中国之所以长期停滞不前的思想根源。
    左宗棠兴办洋务伊始，就明确指出是为了“自强”。他在请求设立福州船政局的奏稿中，首次提出“雇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造船”的主张。他认为只有自己造船，才可以“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用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办之”（14）。主张以机器制造为轴心，带动和促进科学技术及整个民族工业的发展。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在“无事之时，以筹转漕，则千里犹在户庭；以筹懋迁，则百货萃诸厘肆。匪独鱼盐蒲蛤足业贫民，舵艄水手足安游众也。有事之时，以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以筹转输，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匪特巡洋有必设之防，用兵有必争之道也。”（15）这充分说明，他兴办“洋务”并不纯粹是从军事需要出发，也是从国计民生出发，更是与外国列强展开“商战”，保护民族工商业的需要：“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洋船准载北货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南回，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销耗愈甚，浸至失其旧业。滨海之民，商居十之六七，坐此阛阓萧条，税厘日减。富人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16）他还进而主张：“以新造轮船运漕，而以雇沙船之价给之。漕务毕，则听受商雇而薄取其值，以为修造之费。海疆有警，专听调遣。大凡水师，宜常川操练，俾服习风涛，深其阅历，然后可恃为常胜之军，……且船械机器废搁不用，则朽钝堪虑。时加淬厉，则晶莹益出。”（17）因此，他认为“雇买仅济一时之需，自造实擅无穷之利”（18）。在这里，左宗棠辩证联系的思想表现得十分突出。他把平时与战时相结合，军用与民用相结合，漕运与商运相结合，军训与运输相结合，使用与保养相结合，强兵与富国相结合，形成一个环环相扣，互为因果，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系统。在中国近代史上首次提出了全面近代化的初步设想。
    正是在这“自强”思想的指导下，他于1866年设立福州船政局，发展我国造船事业；1871年设立兰州制造局，制造枪炮子弹，发展军火工业；1879年设立兰州织呢局，并“分行陕甘各属设局教习纺织”（19），发展我国纺织事业；1880年引进外国最新发明的鱼雷、水雷加强闽浙两省海防；1883年奏请架设陆路电线，发展邮电事业。他还多次派人去外国聘请“开河、凿井、织呢师匠，带购机器，来兰州入制造局教习西法。”（20）这一系列措施，为中国引进了第一批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客观上促进了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化。
    3.力主台湾、新疆建省，加强祖国统一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刚任闽浙总督，就高度重视台湾：“以台湾为沿海重镇，檄调吴大廷为台湾道，刘明镫为台湾镇总兵”（21），提出了经略台湾的战略设想。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他不仅积极请战，“广筹军火”（22），及时派遣得力部下王德榜赴越作战，配合老将冯子才取得了威振中外的镇南关大捷，而且不顾已是73岁的垂暮之年，亲赴福建海疆，英勇抗法。他先后派遣王诗正与杨岳斌，用声东击西的战术，突破封锁，冒险偷渡，有力支援了孤岛血战的台湾军民。他临死前的一个月（1885年6月），还上奏朝廷：“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请移福建巡抚驻台湾，以资镇摄。”（23）正是在左宗棠等人的大力提倡与推动下，促使清政府在这年10月将台湾设为行省。
    左宗棠在平定新疆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己者。”（24）他提出了治理新疆的一整套施政措施：“新疆善后事宜，以修浚河渠，建筑城堡，广兴屯垦，清丈地亩，厘正赋税，分设义塾，更定货币，数大端为最要。”（25）他一贯重视文化教育的重要作用，主张“敬教劝学，卫国以中兴。”（26）为了消除新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隔阂，促进民族融合，他大力提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认为这是实现长治久安的战略措施：“广置义学，先教以汉文，俾其略识字义。……长治久安之效，实基于此。”（27）他特别重视儿童的教育，“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28）。为了逐步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还“续发《孝经》、《小学》”，“拟诸本读毕，再颁行六经，俾与讲求经义。”（29）这些教育措施，无疑增进了新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增强了民族团结。
    台湾和新疆设立行省，加强了祖国的统一和团结，维护了祖国神圣领土的完整。这是左宗棠为之呕心沥血，一直奋斗到最后一息的宏伟战略目标，是左宗棠求强御侮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值得我们永远歌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