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辩证法思想还表现在他较深刻地看到，客观事物矛盾的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天道不翕聚则不能发舒，无夜何以有昼，无秋冬何以有春夏，此恒理也。”（51）他从人间的贫富，社会的治乱，国家的盛衰，战争的胜败中看到，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不处在永恒的发展变化中。他深刻地分析了，贫富、盛衰、治乱、强弱、胜败、长短、远近、迟速、利弊、损益、刚柔、升降等矛盾对立的范畴，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转化的关键又在于，处在这些矛盾运动中的主体--人，特别是决定军国大事的人，能否掌握“自强之道”（52），以“自强”应万变。这实质上是坚持发展变化的“内因论”，也就是他一贯推崇的“范文正有云：‘吾知其在我者当如是而己’”（53），既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自强为急”，又指出必须符合客观变化的规律性：“实事求是”（54）。左宗棠辩证法思想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把上述古己有之的矛盾范畴，用之于求强御侮的政治军事实践，与近代“日新而月有异”的世界客观形势相结合，与西方先进的机器工业、科学技术相结合，使其辩证法思想明显地打上近代自然科学的一些烙印。
    首先，他敏锐地看到西方之强与中国之弱，而这种强弱又是西方机器、轮船、枪炮技术之长与中国技术之短造成的。同时，他还看到，外国之强，不是一切皆强，而是强中有弱；中国之弱，也不是一切皆弱，而是是弱中有强。长短也是如此。例如海战为外国之长，中国之短。至于“陆地之战，彼之所长，皆我所长，有其过之无不及也。”（55）他从当时号称“日不落”的最强大的英帝国主义的极盛中，看到其开始跌落的征兆：“泰西各国，均以经商为本务，而英吉利为之宗，所以雄视诸国者，该国之规模法度较西人本为整齐，又明避实击虚之略，故所向无前。……惟察英人近时举动，颇有志满气骄，易视与国之意，究亦外强中干，难以持久。”（56）这说明他清楚地看到大英帝国的强中之弱：“外强中干，难以持久。”他还深刻地看到，中国虽然暂时落后，但并不是从来如此，也不会永久如此。当他看到明朝万历年间制的大洋炮时，曾发出这样叹息：“然则利器之入中国三百余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以傲我，索一解人不得也。”（57）这说明，在明朝万历年间，中西方武器生产的技术还相差无几，只是近百年才逐渐落后的。他认为，只要我们能够正视自己的“弱”与“短”，既不自甘落后，又不妄自尊大：“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58）；同时又能认真学习人家的长处：“我不能而人能之，吾不可不师其长。”（59）这样发愤图强，“触类旁通”，“积微成巨”（60），“则洋人之长皆华人之长，实为永久之利。”（61）深刻地阐明了“弱”可变“强”，“短”可化“长”的辩证法。
    在沙俄占我伊犁，蚕食边境，我国面临“日蹙百里之势”的严峻形势下，很多人担忧俄强我弱，开战必败。左宗棠严正指出：“惟自古盛衰强弱之分，在理亦在势。”（62）从“理”这方面说，“我睦邻之谊，尽而又尽；彼餍足之道，加无可加（63）。我国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全国激愤，士气高昂；俄国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师出无名，失道寡助。从”势”这方面说，“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至理喻势禁皆穷，自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日。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制此劳师袭远之寇乎！”（64）由此，他得出结论：“论理固我所长，论势亦非我所短。”（65）正是在这种强弱、长短能够互相转化的辩证法思想指导下，他在等待中俄外交谈判解决伊犁争端的同时，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为此，他还对战和、胜败的关系问题作了这样精辟的辩证分析：“主战固以自强为急，即主和亦不可示弱以取侮。譬之奕棋，败局中亦非无胜着。惟心有恐惧，则举棋不定，不胜其耦矣。”（66）他深刻看到，战与和这两种貌似对立的斗争方式，并不互相排斥，而是可以互相配合，相辅相成。至于战争中的胜与败更不是绝对的，而是胜中有败，败中有胜，胜败完全能够互相转化。其中关键在于“自强为急”，首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从全国一盘棋的战略眼光出发，指出中俄接界一万数千里，一旦开战，在从东到西的广阔战线上，由于客观条件千差万别，必将出现得地与失地，前进与后退，这个战场局部取胜，另一战场局部失败的犬牙交错的复杂情况。这就可以用围棋“打劫”的方法，造成“转换”和“劫活”。在给来犯者以沉重军事打击以后，最后通过外交谈判来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与民族尊严。这一辩证法战略思想是极其深刻的。
    左宗棠在分析利弊、损益、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时，同样贯穿了这种互相转化的辩证法思想。他在筹办福州船政局时指出：“天下事始有所损者，终必有所益。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67）清楚地揭示了“损”与“益”，“一时”与“数世”即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辩证关系。收复新疆就是这种“始损终益”，“一时之费，数世之利”的光辉范例。他指出，虽然这在当时是“艰阻百倍”、“罕见其比”（68）的艰巨事业，但却是造福于中华民族的宏图伟业。它在政治上扞卫了国家主权，在军事上巩固了西北边防，在经济上也决不是如李鸿章所言“徒收数千里之广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而是有着广阔的开发前途。左宗棠当时就指出：“至新疆全境，向称水草丰饶，牲畜充牣者。……若全境收复，经划得人，军食可就地采运，饷需可就近取资”（69）。“此外，南北两路物产，尚有药材皮张，吐鲁番之棉花，和阗之玉，库车之金铜铅铁，均应设筹及之。是新疆利源非无可开也。”（70）左宗棠能作出这一系列正确的战略决策，与这种辩证转化观和发展观是分不开的。他在平定新疆之后深感自慰地说：“而边塞任事之人，能见谅于后世，未必尽见许于当时。”（71）实际上左宗棠何只是“能见谅于后世”，而是应该受到后世永久的感激！
    当然，左宗棠作为地主阶级改良派（洋务派）政治家，自有其阶级与时代的局限性，其辩证法思想也不彻底，而是带有明显的唯心主义“天道循环论”的色彩。对此，我们不必苛求于前人。而且这些局限与缺陷，也并不妨碍左宗棠成为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爱国主义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收稿日期：1997－05－20
    【参考文献】
    ①③④⑤⑥⑦⑧⑨（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2年版，第143、225、181、267、267、290、241、372、127、127、127、125、125、124、125、126、138、266、382、135、398、403、330、377、124、350、380、380、329、284-285、300、272、152、211、318、284、319、314、320、291、219、294、264、246、257、262、248、316、342、243、129、313、136、129、195、125、298、125、272、245、348、246、371、387、172、341、330、351、341页。②《焚书》卷四。⑩《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56页。（56）《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