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方案仅仅谋求减轻贫困造成的最恶劣的后果，而一些激进派理论家提出了进一步的主张。他们要求对财富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分配。第一个在17世纪倡导这一做法的是杰拉德·温斯坦莱（Gerrard Winstanley），他是“掘地派”小公社的主要理论家和代言人，这些公社试图收回被权势者据为私有财产的公地。温斯坦莱声称：所有人生来都是平等的，自然状态下的土地为公共财产，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比他人富有从来都是依靠对他人劳动果实的强制剥夺。土地私有制是压迫的产物，由此造成的经济不平等辱没了那些被迫屈从之人的尊严。只有首先实现经济平等，完全的政治自由才有保障。温斯坦莱倡导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工资劳动、甚至没有货币的经济。在他的乌托邦社会里，人们过着集体生活，平等地分享耕种土地的产品。温斯坦莱并不主张用暴力革命根除私有财产，他更倾向于依靠上帝的影响力和宗教规劝的力量，但他本人鼓励掘地派小公社从个人手中收回从前的公有土地的努力。有产者的激烈反应使得这些行动很快失败。(26)
    18世纪末，威廉·奥吉尔维（William Ogilvie）等少数激进派提出了将荒地和公地分配给穷人的方案。(27) 威廉·葛德文甚至希望看到私有制被彻底消灭，但他反对强制没收的做法，而是希望对富人晓之以理，劝其放弃不公正和过多的财富。[12](P423－477)真正主张在全体人民中重新分配财产的革命方案是托马斯·斯宾塞提出的。他深信，仅有政治权利--不管如何广泛--是绝不可能防止穷人受富人压迫的，因此他提出，将他认为的一切实际权力的源泉--土地置于所有公民手中。斯宾塞著名的土地方案不主张土地国有化、以便将其置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他希望国家每个教区的居民都组成团体，这样的团体可以拥有和控制教区范围内的所有土地。这些土地可以出租给报价最高的承租者，后者亦可在缴纳规定的租金后耕种牟利，但耕种者个人绝不可拥有或出卖土地。土地租金用来支付房屋、桥梁、道路、学校、图书馆、医院、会堂等费用，这些设施均归教区全体公民使用。在这个新社会里，富人可以保有个人财产，最有能力的人可以耕作经营自然资源谋取利润，但没有私有土地所有者，而极端的贫困也将从社会中永远消除，真正的政治民主也能够繁荣起来，因为所有公民都免于经济压迫。[9](Pxii－xiii)
    托马斯·斯宾塞生活在工业革命初期的城市地区，但他从未认真考虑过大城市、国际贸易和资本主义控制下的制造业造成的经济社会难题。他完全关注于自己的消灭大地主权力的计划。然而，在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社会主义思想家已经在思考快速工业化和无节制的资本主义造成的巨大不平等和经济压迫。在查尔斯·霍尔（Charles Hall）、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威廉·汤普森、托马斯·霍奇斯金（Thomas Hoddgskin）、约翰·格雷（John Gray）和约翰·弗朗西斯·布雷（John Erancis Bray）等人看来，英国的新工业社会将最大部分的收益给了那些拥有财产、控制资本的懒散之人，而以劳动创造了大部分财富的多数劳动者得到的微薄报酬却不敷家用。查尔斯·霍尔称，穷人只得到了其劳动价值的1/8左右。约翰·格雷计算的比例是1/5，约翰·弗朗西斯·布雷则深信，劳动者至少被剥夺了2/3的正当工资。劳动者创造的大部分财富都被非生产阶级不正当地占有，因为他们控制着资本、土地和政治权力。这个不公正、不平等的社会奢靡浪费、盲目竞争，并具有压迫性。劳动者的贫困和虚弱是占有资本和财产之人的不劳而获的财富及不正当的权威造成的。因此，仅有政治改革不足以改善劳苦大众的生活，资本主义无节制的竞争也应该被废除，经济应该受控制，劳动应该有组织，这样工业发展才能给工人阶级带来更多的福利。资本主义分裂社会，它造成的无情竞争助长了自私自利、物质主义及穷人对富人的依附。劳动必须从资本的压迫性控制之下、从政府强大的管理机器（它的存在正是为了维持贫困、剥削和不平等）之下解放出来。(28)
    这些社会主义者对经济不公和政治压迫深为关切。在他们看来，工业社会增加了资本的权力和财富，但剥夺了穷人的经济独立和政治自由。因此需要进行改革，将穷人从经济剥削和政治虚弱中解放出来。必须运用知识和教育来改造生产方式的组织形式、重塑政治和社会关系。当所有人都完全懂得自己的权利、当生产组织实现合理化时，政治压迫和经济压迫都会被消除。但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平等的社会如何组织起来、如何才能使其成为现实？对于这些问题，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看法过于乐观，甚至不切实际。他们认为，理智和规劝足以终结富有的地主和资本家对穷人的压迫。正因为如此，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谴责这些作家是“乌托邦主义者”，不过这个指控并不完全恰当。
    大多数英国早期社会主义者都不反对议会改革的建议，他们只是认为这些措施还不够。相反，他们提出了小型民主公社的劳动合作制方案。土地和财产应归地方公社集体所有，并置于劳动者自己的民主控制之下。劳动组织应有效，产品分配应公正。这里没有租金、没有货币利息、没有资本家的利润。这里没有闲散阶级，所有人都必须劳动，所有劳动者都同工同酬。这些倡议的确催生了一些合作公社和数百个合作协会，但它们通常因为经营无效而失败。这些方案本身并不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声称的那样不切实际，但早期社会主义者没有考虑到国有工业经济，这种经济的运转可以对一个广大群体产生最大的利益。早期社会主义者错误地认为，影响人们生活的最重要决策可以在这些没有官员、没有政府规章的小型合作公社内产生。他们没有意识到，人口的增长和工业的扩张已经使得英国社会大为复杂化，一个集中化的官僚机构已经在所难免并事关重大--如果要改善工人大众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话。这样他们就忽视了政治权力如何既受约束又能更为平等地分配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