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和战前相比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战争及由此引起的革命的冲击下，旧世界的根基开始动摇，一些新的革命因素孕育出来。俄国无产阶级率先革命，脱离了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美国崛起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威尔逊“十四点”所体现的世界构想，有别于传统欧洲列强所推行的殖民统治思路；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从内部冲击和动摇着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在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涌现出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17)、奥地利、匈牙利和土耳其等，这些都成为制约世界战争发展的国际因素。然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尽管苏俄(联)取得了革命的胜利，但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政治遏制下，苏联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分量和影响非常有限。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虽对资本主义的世界统治进行了首次冲击，但未能形成力量上的优势，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统治得以继续；美国的崛起虽对欧洲的霸权造成一定的冲击，但其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远不敌其欧洲对手，而且这个当时具备调节世界经济的能力、有着规范国际经济和安全意识的强国却未能承担起重建世界经济秩序和调节世界政治平衡的责任，这表明资本主义内部革新的力量亦未成熟。一战后的欧洲列强尽管经受重创，但其对世界的统治并未减弱。新旧力量的对比格局以及这场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决定了经过四年战场上的较量后所建立起来的新秩序虽然同旧的体系相比，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因素，如民族自决原则被提了出来并在欧洲范围得到应用；国际联盟关于集体安全的条款在某种意义上也有其积极的一面，等等，但新体制未能完成历史进程新旧交替的跨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没有解决或得到根本调整，从而也未能改变整体世界下帝国主义争夺一再引发世界大战的局面。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协约国在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处置问题上所奉行的殖民地瓜分与委任统治，与旧体制几乎如出一辙，引发世界性战争的祸端未除。
    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争夺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内部矛盾冲突的突出体现，一战的发生就是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激烈争夺的结果。能否处理好这一问题是战争能否避免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战后的主要战胜国英、法、意、日等都是殖民帝国。它们真正关心的只是如何使其殖民统治合法化并最大限度地维护其殖民利益。战后列强中主张对殖民地问题进行改革的力量主要是后起的美国。威尔逊的“十四点”及美国官方对“十四点”的注解中表示要“对所有殖民地的要求作出自由的、坦率的和绝对公正的调整。此项调整的基础，就是严格遵守这样一个原则，即在决定所有这样的主权时，有关居民的利益必须与管治权待决的政府的合理要求同等重视”(18)。然而当时美国的实力地位和外交手腕不及英、法的联合力量，而且美国本身也是帝国主义国家，由英、法、美所主导的战后世界安排不可能触及殖民统治的根基，也无法突破其既定框架。所以巴黎和会事实上涉及的只是战败国殖民地的重新处置问题。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和会最后以国联盟约的形式提出了关于殖民地问题的所谓托管制度，即将前敌国的殖民地“委诸资源上、经验上或地理上足以承担此责任且乐于加以接受之先进国，该国即以受任统治之资格，为联盟施行此项管理”(19)。结果在托管的名义下，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中，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受托给英国，叙利亚和黎巴嫩受托给法国。在德国殖民地中，坦噶尼喀大部分地区划给英国，其余部分划给比利时；多哥兰和喀麦隆由英、法瓜分；西南非洲分给南非联邦；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赤道以北的归日本，赤道以南的归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托管制度同传统的赤裸裸的殖民地瓜分相比是一种改进，然而，就实质而言，国联委任统治制度和殖民统治制度实际上没有区别。帝国主义依靠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传统发展模式虽然由于一战后德国等一些殖民帝国的暂时退出角逐而让出一定的发展空间为代价而得以苟延残喘，但这种建立在殖民统治和实力地位基础上的暂时平衡不仅难以长久维系，而且成为建立自由、开放、公正、合理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的严重障碍。围绕殖民地分割的新一轮竞争将再次引发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
    第二，在对战败国处置问题上的因循守旧、缺乏全局眼光和协调一致的行动，埋下了德国再次发动战争的祸患。
    如何处理战败国尤其是德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秩序重建中的一个牵动全局的重大问题。德国问题的症结在于西方世界既畏惧德国又依赖德国。一方面，德国的潜在威胁性让协约国深感不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德国已迅速崛起成为欧洲工业和军事最强大的国家。尽管经过四年的战争，协约国打败了德国，但是战败后的德国对西方世界的严重威胁仍存在。就综合国力而言，德国拥有欧洲最多和受教育水平最高的人口；欧洲最大规模、最为发达的工业。从战略地位来看，尽管它西临法、英两强，但其东部只有弱小邻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和战前必须面对强大的沙俄相比，其战略地位大为改善。而从心态上看，德国并未接受战败的事实，它把战争的失败归为十一月革命“背后捅刀子”的结果，而且它宣布投降是指望依据威尔逊的“十四点”计划得到宽大的待遇，特别是想获得它所希望的市场(20)；另一方面，德国问题的复杂性让协约国非常棘手。19世纪末以来德国已成为先进工业强国，不仅欧洲大陆国家经济的恢复和稳定有赖于德国，英、美的海外利益也与之紧密相连。由于德国在维持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平衡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一味限制其发展，可能伤及欧洲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而德国国内封建主义、军国主义、民族主义势力又极其强固，国内市场非常狭小，如果放任其发展，极易走上以武力夺取“生存空间”的战争冒险道路。进而言之，如果协约国不从根本上解决德国发展所需的市场问题，不铲除德国军国主义和战争势力的根基，德国重新崛起，并将军事、工业的潜力转化成战争实力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面对如此棘手的德国问题，协约国事实上既没有解决德国所需要的市场，又没有清除德国战争势力和影响，甚至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和协调一致的行动。这些实际上都为德国后来走上战争之路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