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而论，协约国在处理德国问题上的失策主要体现在主要盟国在对德国问题上意见不一和协约国方案的内在矛盾性。在对德问题上，法国主张严惩，力图从军事、领土、经济等各方面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将德国永远踩在脚下。英国真正关注的是限制对英国具有威胁性的德国海军力量和经济潜力，并不主张过分削弱德国。美国则主张保持德国在政治、军事上的大国地位，在经济上反对过分削弱德国。协约国在对德问题上意见不一给德国投机取巧以可乘之机。凡尔赛和约是列强争斗与妥协的产物，且基本是领土分割、军备限制、外交孤立和勒索赔款等传统思路。这在新形势下很难行得通。首先，领土分割行不通。德国的大片领土未经过公民投票，也不顾居民的实际情况就被分割出去了，“特别是把但泽和东普鲁士同德国的主体分离，引起怀恨在心的德国人的不满”(21)。正像劳合·乔治所言：要想长久地从德国得到安全，一个办法就是分割这个国家，但会激起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除非那是用军事占领的手段来强制执行(22)。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尽管协约国主张对德国复仇，但并没有对德国进行有效军事占领。其次，军事遏制难以奏效。和约虽严格限制德国军备，如规定陆军不得超过10万，军官不得超过4000人，解散德国总参谋部及其它类似组织，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等(23)，但军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仍未触动。德国军火工业的基础保留下来，大地产、大垄断组织基本原封未动。国防军在德国社会政治中的地位仍举足轻重，德国社会的尚武气息依旧。可以说，德国虽然投降，但并未真正服输。对于科技和重化工业发达的德国来说，只要条件许可，很容易将这些军事潜力转化为军事实力。因此，一战后建立在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制裁机制基础上的军事遏制很难奏效。事实上，一战后执行对德国进行军事控制和制裁的法国，无论人口、工业潜力，还是战略地位都不及德国。为了求得英、美的支持，不得不以放宽对德国的控制(领土分割和军事控制)为代价。再次，外交上孤立德国也难实现。随着沙皇俄国的崩溃，法国在战略上失去了一支重要的制衡德国的力量，在对德国进行控制时法国本身底气不足。而法国着力打造的小协约国体系陷入领土边界之争。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国之间新的民族矛盾，实际上强化了德国地缘政治的战略优势(24)。最后，对战败国的勒索赔款不现实。姑且不论赔款问题的合理与否，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让德国赔款，必须让它赔得起，而要让它赔得起，就得让它发展，而德国一旦发展，又会造成新的战争因素。劳合·乔治说过：在财政金融上惩罚德国，将促使德国竭尽全力来发展自己，这样一来又将在国际市场上产生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因素(25)。总之，法国为主的协约国对德方案一方面苛刻到想要让德国永不能翻身，如果按此要求彻底摧毁德国，不仅会使德国更加无力支付协约国所要求的赔款，也会更加激起德国的不满和复仇情绪，但另一方面，协约国的方案又没有铲除其复仇的土壤，限制其复仇的潜能，杜绝其复仇的机遇。对于德国一旦复仇，将如何防范的问题，协约国也没有一致的认识和措施，德国的重新崛起并走上战争之路在所难免。
    第三，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确立的列强关系格局未能适应20世纪初整体性世界形成对国际关系提出的新要求。
    首先，它没有反映出少数帝国主义大国主宰世界的旧的国际关系格局正在被动摇，世界人民正在觉醒的历史趋势，仍奉行弱肉强食的强权政治，排斥社会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其次，凡尔赛体系未能及时反映20世纪初的欧洲和世界大国力量对比的变化。在欧洲范围，当时盛极而衰的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仍然主导着欧洲霸权，力图对德国这样一个尽管暂时受挫，但其综合实力和潜力都在欧洲首屈一指的国家施行长久压制。在全球范围内，挑战欧洲中心地位的力量正在形成，美、日已跻身世界霸权的争夺，然而构成战后世界体系大厦的凡尔赛体系并不符合美国的构想以致美国游离其外。日本对华盛顿体系的制约也心存不满。最后，同样重要的是，在整体世界形成、世界经济融为一体，各国利害与共、相互依赖日益密切的情况下，协约国不仅在德国问题上缺乏全球眼光，而且总体上忽视对国际经济秩序的规范和调整，对共同的经济和军事安全缺乏十足的敏感和恰当有力的举措，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大国承担起这种责任。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的“十四点”曾提出消除经济壁垒，实行贸易平等的原则，但遭到英、法的顽固抵制而受挫。随后的20年代，尽管因为强制实施凡尔赛和约带来的严重副作用曾使协约国尝试调整与德国的关系，道威斯计划的实施开始触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良性循环及共同的经济、军事安全的深层次问题，不仅将战后一直纠缠不清的赔款和战债上的关系开始理顺，而且实际上鼓励在几个先进的经济大国之间建立一种开放的国际经济循环，旨在把德国的经济融进一种互利体制中。道威斯计划在1924-1929年的成功实施为德国在经济上和安全方面回归到国际经济体制和安全体制中来奠定了基础(26)。但是战后世界稳定的根本问题并未解决。一方面随着德国的重新崛起，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赖以维系的实力平衡基础势必被打破，德国不会受制于一纸和约的束缚；另一方面，随着大危机的开始，20年代相对繁荣和开放的经济体制崩溃。当30年代经济危机袭来，法西斯开始战争冒险，必须予以军事遏制之时，法、英、美都对德奉行了程度不同的绥靖政策。而一战后应运而生的第一个具有广泛职能的普遍性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尽管是对集体安全的一种积极反应，但存在种种弊端。它维护殖民统治，操纵在老牌的欧洲帝国手中，苏、美、德等几个大国一开始均游离在外，并对其大加攻伐，使其公正性和广泛性大打折扣；国联的决议对成员国没有强制约束力，而且对侵略及如何有效防范侵略等问题语焉不详，使其缺乏果敢行动的能力，等等。
    综上所述，二战未能避免的根本原因在于，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动摇了旧的世界格局，催生了一些新的因素，但新因素并未占据主导地位：主导战后世界建构的还是旧势力的代表--欧洲列强，新体制仍然袭用旧规范：建立在弱肉强食、你死我活基础上的殖民地、势力范围的重新分配；对战败国厉行经济剥夺、军备限制、外交孤立，罔顾新的历史趋势。主要大国在应对全球化时代第一场大规模经济危机时仍然沿袭这一旧规范。结果在30年代经济危机的冲击下，资本主义世界急剧分野：政治、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国内外市场狭小的德国和日本，步20年代意大利法西斯的后尘，公然抛弃资产阶级民主制，建立起法西斯独裁体制，走上以武力重分世界、建立法西斯全球霸权的危险道路，成为世界大战的策源地；英、法、美等拥有广阔的殖民地或者雄厚经济实力的西方国家为一己之私互相拆台，对法西斯的战争威胁奉行绥靖政策，致使试图共同规范国际经济行为、防止战争势力的各种努力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