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对今本《竹书纪年》的不同看法
    中外年代学者对西周的年代有很多歧异之处，其关键是对今本《竹书纪年》（下称《今本》）有不同的看法。李学勤指出，《今本》开始出现肯定不在明代，但经清代以来学者分析，其中实有不少后人加入的材料和观点。断代工程虽然没有专门研究《今本》的专题，但曾请四川大学的陈力对《竹书纪年》进行研究，并在工作中参考了他的研究报告。海外学者以夏含夷和倪德卫为代表，则认为《今本》中的年代是目前最早的年代记录，虽然共和元年前的年代不一定都准确，但批判地分析《今本》中的年代，有助得出正确的年代。断代工程忽视了《今本》的材料实欠妥当。邵东方的论文，主要是介绍海外学者与陈力对《今本》的研究和《今本》年代对西周年代学的意义。
    在当代汉学家中，夏含夷对《今本》的研究，可谓不遗余力。夏氏对《今本》的考证，不是从西周以后的文字入手，而是从同期的铭文切进。他发现，《今本》中有不少人名、地名和事件，都在金文中得到佐证（注：Shaughnessy,Edward L.,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Bamboo Annal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6（1），pp.149-180,1986.），例如《今本》中关于宣王五年命吉甫伐猃狁的记载，跟兮甲盘的铭刻暗合，尤其是“五年”这一时间上的细节，从未见于其他文献；穆王时的毛公班和迁，与班簋中征讨东方诸国的毛公班及其儿子譴应为同一人。会议中邵东方特别介绍了夏含夷发现《今本》西周早年一片长达40字的错简，这片竹简是从成王挪到武王末年，这样就把武王逝世为克商后的第三年延长为第六年。
    倪德卫据《今本》得出西周行“二元制”的结论（注：Nivison,David S.,The dates of Western Cho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43（2），pp.481-580,1983.）。西周盛行三年之丧，所以西周诸王往往出现两个元年，第一个元年是新王即位之年，第二个元年是新王守丧完毕、正式登基之年。战国时代的史家，在整理史料时作了修订，排除了第二个元年。这就是为什么《今本》中文王在位52年，其他文献中文王只有50年。倪德卫认为利用“二元制”的理论梳理《今本》中的纪年，便可把三代的年代很好地排列清楚。“二元制”的理论，后来更被夏含夷发挥得淋漓尽致（注：Shaughnessy,Edward L.,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Inscribed Bronze Vessel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
    牵一发而动全身，倪、夏二氏深信《今本》的史料价值，他们得出的西周年表自然和断代工程得出的西周年表大相迳庭。会上倪德卫具体指出夏商周断代工程赖以推定西周王年的七个支点中的第二个支点“晋侯苏钟与厉王三十三年”有欠妥善。据雷学淇考证《今本》，厉王在生仅三十七年，在位年数最多是十八年（断代工程认为厉王在位共三十七年）。那么晋侯苏钟的“唯王卅又三年”所指的只能是宣王，并非厉王。善夫山鼎应为宣王晚年时器，其铭云“唯王三十又七年正月初吉庚戌”，如果从公元前827年（断代工程认为这一年是宣王元年）算起，宣王三十七年便是公元前791年，与月相历日不合，符合“正月初吉庚戌”日历的年份应为公元前789年，而宣王元年则是公元前825年。
    张长寿在圆桌会议上对晋侯苏钟的问题作了回应。他引用上海市博物馆馆长马承源的研究成果，认为苏钟上的四个干支历日，中间的两个是刻错了，如果把这两个干支颠倒过来，便能符合厉王三十三年的历日。倪德卫的说法则要符合两个条件，第一，他的两元论要成立；第二，《史记·晋世家》把晋侯的世系弄错了，献侯和穆侯的父子关系要颠倒过来。张长寿认为断代工程采用马说，只要符合一个条件便能成立，是比较倪说更能令人信服的。
    （五）学术道德的问题
    有学者提出断代工程存在“学术上的不忠实”问题。断代工程存不存在学术道德问题，中方与会代表作了令人满意的答复。
    这是在圆桌讨论会上，夏含夷向张培瑜提出的问题，原文如下：“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食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道。然而，在中国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食及其对西周断代的意义（注：方善柱：《西周年代的几个问题》，《大陆杂志》第51卷第1期第15～23页，1975年。）。一些海外学者觉得工程和《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能不能说明一下”。
    张培瑜说明了懿王元年天再旦可能是日出之际的日食最早是刘朝阳提出的，后来方善柱把这一天文现象论证为发生在公元前899年。断代工程组织到新疆观看一次在日出时的日食，确有“天再旦”的效果。经过天文计算，把懿王元年天再旦确定为公元前899年4月21日。各种宣传报道和简本没有说明国外学者的工作，是有不尽妥当之处，将来的正式报告必定说明。
    李学勤则补充说，《简本》限于篇幅和形式，未能把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但是并不存在学术道德问题。对此《简本》特别有如下的说明文字：“本报告为向社会公布阶段成果所用，为求简明，未能一一注明引用他人之说的出处，有关内容将在《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阶段成果报告·繁本》中全面反映”。经此一说，相信误解应可冰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