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评论
    综观这次在华盛顿的辩论，确是有益的学术交流。作为主持人，从一个考古工作者的角度，觉得有如下的问题值得思考。
    海外学者对断代工程与中国政府的密切关系感到疑虑是可以理解的。宋健一再旗帜鲜明地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是政府发起断代工程的初衷之一（注：宋健：《超越疑古，走出迷茫：呼唤夏商周断代工程》，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而在80年代以前中国政治干预学术有前车可鉴。政府在断代工程中的角色，很难不让大家担心，并对研究成果的严肃性产生疑问。
    然而，通过几年来对断代工程的观察，我以为工程推行的过程说明中国的政治和学术都有了很大的进步。海外学者不应用20多年前对中国的认识来看今天中国的学术环境。再者，我们不能以断代工程得到政府的资助便认定工程成果会受到政府影响。后现代主义史学正确地指出任何历史研究都是有政治立场的。试问哪国的历史研究是完全中立、没有价值判断的？又试问哪国政府对本国历史研究与考古发掘的资助一点也没有政治考虑？反省考古工作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是近年来欧美考古界的热门课题，研究认为民族主义和考古工作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前者对后者既有负面影响，也有正面促进（注：a.Kohl,Philip L.,and Clare Fawcett,eds,Nationalism,Politics,and the Practice of Archae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b.Diaz-Andreu,Margarita,and Timothy Champion,eds,Nationalism and Archaeology in Europe,London,UCL Press,1996.
    c.Meskell,Lynn,ed,Archaeology Under Fire,London,Routledge,1998.）。所以，重要的是三代年表的发表纵使看起来有民族主义的效应，年表的得出却是严肃学术行为的结果。当然新的年表经政府宣扬，自然有了权威的地位。不过，《简本》谨慎地指出，这只是阶段成果报告，为今后的工作留有很大余地。
    就以美国来说，20世纪30年代政府组织了很多大型的考古项目，出版了大量高水平的报告，我们没有因为它们的政府背景，弃而不用。不过，倪德卫的话也有道理，断代工程的年表是要通过严格的学术标准才能成立，不能因政府的关系而得到权威性的待遇。
    如何整合文献与考古的研究是断代工程的最大难点，倪德卫在这方面的观察十分精警。就以武王克商为例，传统的说法有四十四种之多，年代从公元前1130～前1018年，时间跨越122年（注：北京师范大学编：《武王克商之年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考古学家作了大量的发掘工作，采集了数十个含碳的系列样品，碳十四专家作了很大努力改进试验室的精度，才把克商之年定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之间，年代跨度缩短了四分之一，筛去三分之二的说法。然而，如何推定具体的克商之年则全靠文字材料的考据了。假使没有考古对克商之年的推定，光靠文字材料似乎也可得出同样结论。如果说碳十四测年验证了文字的考据，三十年的区间则嫌宽松。关于克商之年的考订，《简本》依文献提出了三个方案，公元前1046年、前1044年和前1027年，以公元前1046年一说为符合条件最多的一种，故定为武王克商的首选之年。如何选定这三说，因它们都在考古所定的三十年区间内，所以都可以接受，就显得无能为力了。看来碳十四测年本身的局限还难以对历史年代有太大的作用。话得说回来，断代工程远在起动之始，鉴于早商和夏代年代湮远，文献稀少，主要依靠考古的手段，专家组为它们定下“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和“基本的年代框架”等目标（注：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确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透过断代工程的机会，中国的碳十四测年技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取样到校正等各个工序都作了系统的研究，仪器也得到更新，系列样品能拟合出误差较小的日历年代。最好的结果是在郑州商城一个水井井框取得的原水碳样，拟合得出公元前4000±8年的结果。我把仇士华的论文所公布的拟合数据梳理了一遍，120个常规数据拟合结果的中数是±35年，大大地提高了单个数据一般为±80年的误差。这些新的误差较小的绝对年代将为考古工作者带来重要的启示。例如二里头三期的年代被定为公元前1610～前1564年，四期被定为公元前1560～前1529年，偃师商城一期则为公元前1600～前1486年（注：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二里头与偃师商城两遗址在绝对年代上的重叠很值得我们深思。
    五、后感
    中外年代学家在华盛顿的这场交流与论战消除了一些对断代工程的误解，但是双方在学术见解上的分歧并没有完全解除。与会代表亮明自己的观点，也直接听到对方的意见，为今后的继续交流奠定了基础。会后李学勤指出中方有意筹办一次关于夏商周年代学的国际会议，预先向美方代表发了口头邀请。
    张长寿在圆桌会议上提出公元前899年（懿王元年）和前841年（共和元年）这两个西周年代支点是大家的共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求同存异。看来张长寿的良好愿望只能是一厢情愿。因为对西周年代两种不同的重建，关键在于对《今本》有不同的认识，要解决与会年代学家之间的分歧，只能从《今本》入手，到底《今本》所载的年代对西周年代研究有何价值。看来一场关于《今本》的辩论在所难免。
    李学勤指出，断代工程的工作繁重而艰巨，五年的时间还是太短促了，目前的报告只能是“阶段性成果”。《简本》在出版说明中也明确表示，“它（简本）还不是三代年代学研究的终极目标，而是三代年代研究步入新阶段的标志。我们相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随着考古新材料的不断出土，随着更多的研究者投身到年代学研究中来，未来的三代年代学研究一定会取得更加接近真理的结论”（注：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著：《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真理是越辩越明的。
    附记：本文写作期间，得到艾兰、仇士华、李学勤、陈星灿、邵东方、张培瑜、张长寿、夏含夷和倪德卫等诸位先生的指导和帮助，谨致谢忱。错漏之处，自是笔者个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