遣策（登记随葬物品）与赗书（登记助丧物品）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物品清单，两者的内容也不同。从理论上而言，一个死者的随葬物品（即遣策所载），应当包括死者生前所用、吊丧者所赠、死者家中专为陪葬所备这三大类，而赗书所载应当只是遣策所录的三大部分之一。
    从读赗和读遣的仪式程序，也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别：
    读赗由“主人之史”读之，紧接着的读遣。则是由“公史”为之，两种宣读者的身份不同，显出两者的内容和功能有别。由丧主的家史来读赗，意在代表丧主表达感谢之情，所以家史西面，代立主人之位；而且“不命毋哭，哭者相止”，大家都静立而聆听，只有主人、主妇哭，听的目的在于观察此次丧事的排场有多大，有多少官吏、亲戚来致赗。与此同时，执算者的释算动作与读赗相伴随，也带有炫耀的性质，如盛世佐的《礼记集编》所谓“以多为荣”。而与之不同的是，遣策由公史来读，还要命令大家毋哭，这种由君派使者来宣示丧主所安排的下葬物品清单的节目，意在“成其得礼之正以终”（郑玄注语），即公示丧家是否按照相关礼数安排了随葬。
    以上说明，“书赗于方”是宾客赠送物品的记录，而“书遣于策”则是死者下葬物品的清单，两者可能有所重合，但绝不可能全然相同。
    读赗和读遣的阶段，是在迁柩于祖庙→载柩、饰柩车→在中庭陈设明器与葬具之时，因为陈设的明器和葬具中包括助丧者所赗赠之物，也包括丧家为死者所准备的葬具，有必要通过读赗、读遣的仪式，以使物品和书策对照落实，同时也是一个向参加丧礼者进行展示的必要契机。接下来进行大遣奠，继之读赗书、读遣策，然后柩车和送葬队伍开始行进，至圹落葬。
    赗书和遣策的书写与操办过程，在《汉书·游侠传·原涉》中略有反映。书载侠客原涉在赴宴途中得闻熟人家有母丧而无财力举丧，于是，“乃侧席而坐，削牍为疏，具记衣被棺木，下至饭食之物。分付诸客，诸客奔走市买，至日昳皆会。”可见，操办丧事时，从衣被棺木，到饭食之物，都要书于牍上，照册购置，从上文的分析可知，原涉所书应是遣策中自备下葬物品的那一部分。云梦大坟头西汉木方遣策中，可见到“□□一毋”、“□□毋”的文字，“毋”字为最末一字，都书于把某些字刮削过的地方，字迹亦特别粗黑，显然是后写的，发掘报告认为，“可能是在下葬时有些东西没有准备齐全，故于其下书以‘毋’字”，这种解释是有一定道理的（注：湖北省博物馆、孝感地区文教局、云梦县文化馆汉墓发掘组：《湖北云梦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9期。）。
    类似的例证还可以在马王堆M3中看到。该墓所出的一件木牍，在书录了衣饰等物品后，最后写有“乙笥凡十五物不发”8个字，其字体大小和书写风格与同简的其他字有别，应是公史读遣验对时补记的结果。除了入葬验对时随葬物品不足而据实写明的现象之外，也有验对时发现不足而临时补购以充其数的。如同墓一方木牍上记有：“右方羹凡卅物，物一鼎，蜀鼎六，瓦□六，瓦雍、鐕各一，不足十六，买瓦鼎锡余。”已有的14件物品，加上读遣时发现实物与登录簿不符而临时补足的16件，正好是“凡卅物”。同墓遣策中还有“今三”、“今四”之类的文字，也是公史宣读遣策时验对实物后留下的笔墨。有研究者认为，这是“读赗验对时补记的”，恐不完全如此，读赗和读遣还是有所区别的（注：陈松长：《马王堆三号汉墓木牍散论》，《文物》1994年第6期。助丧赗物应当是有物则书，无物则不记，出现差错的可能性较小；而丧家对下葬物品的书面计划与实际数量之间，更容易出现差错，故本文认为，上述“不足”“不发”“今三”“今四”等，应当是读遣（而不是读赗）验对的产物。尤其是“不发”，明确表明是针对入圹遣物而言；用“发”或“不发”来表示赗物，于理欠通。）。
    二、楚墓所见赗书与遣策
    历代礼学家对赗方和遣策的具体形制不乏考证，但多与古制不符。宋人聂崇义的《三礼图集注》卷十九《丧器下》所绘的“赗方”，如白纸一张，显然不得要领。清人徐乾学的《读礼通考》卷十七《葬具》所附的“遣策图”，也是出于想像，与出土实物差距较大。直到1953年长沙仰天湖楚墓的发掘，才首次向人们展示了先秦丧葬遣策的真实面貌。史树青的《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一书中叶恭绰序，最早将这种记载随葬物品的竹简命名为“遣策”（注：史树青：《长沙仰天湖出土楚简研究》，群联出版社1995年出版。）。
    此前关于遣策和赗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关于简牍内容的释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丰富，限于篇幅，不加赘引。第二，关于遣策和赗书的命名及其区别的讨论，一些考古报告笼统地称之为遣策，一些学者主张两者应当严加区分，一些学者主张在未加区分前暂称之为“丧葬文书”，也有学者主张称之为“物疏简牍”（注：陈伟：《关于包山楚简中的丧葬文书》，《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10期；陈著：《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7-192页；高大伦：《“遣策”与“赗方”》，《江汉考古》1988年第2期；彭浩：《战国时期的遣策》，载《简帛研究》第二期，法律出版社1996年出版；洪石：《东周至晋代墓所出物疏简牍及其相关问题》，《考古》2001年第9期。）。笔者以为，虽然出土木牍上有自名为“物疏”和“器志”的现象，如江苏东海尹湾M6（西汉晚期）、武威旱滩坡M19（东晋）、广西贵县罗伯湾M1（西汉初），但大多不在礼乐制度严格执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况且“物疏”可以作为一般呈报器物的统称（正如持论者文中所引用的居延汉简和曹操的《上杂物疏》那样），不是丧葬礼中登记随葬器具的专称。先秦以来的丧葬活动，深受礼经文本的影响，因而今人应当按照礼书的旧称来复原地下丧葬文献。重要的是，必须尽量将丧礼仪式中功能不同的遣策和赗书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