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赗礼中，是以赗赠者的职官登记，还是以其姓名登记？对此以前曾有误识。商承祚针对战国遣策的情况得出结论：
    遣策写入馈送的各物，而不写送物人姓名，只称官名。如“许阳公”“右马”“屯君”，江陵望山二号墓遣策亦见“奉阳公”等（注：商承祚：《战国楚竹简汇编》，齐鲁书社1995年版，第62-63、59页。）。
    高大伦也认为：“从我们发现的所谓‘赗方’，从最早到最晚都未见有记人名的”（注：高大伦：“遣策”和“赗方”》，《江汉考古》1988年第2期。）。这些都是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归纳，其结论很快为新出丧葬文书所打破。上列天星观中M1的“宋”、包山M2中的“苛郙”、张家山M247中的“史光”等等，都是不缀官职而直接书以名字的典型例证。其实，汉人已有明载，《既夕礼》“书赗于方”下郑注谓：“书赗奠赙赠之人名与其物于板。”这里所说谓“人名”的意思应当是：有职官者书其职官名（如许阳公之类），无职官者书其姓名（如苛郙之类）。如果认为因为某人无职无官，而在助丧赗物时连名字都不能登录，则于逻辑不通。
    如上所论，禭与赗是丧礼中两个节目，禭不等于赗。那么禭加上赗是不是就等于遣呢？显然并非如此。如前文所述，遣策所记物品应当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他人所赠送的物品（禭、赗之类）；二是死者家属专为丧葬而自备的明器；三是死者生前使用过的旧物。但这三者是否全部入葬，还须慎加辨析。
    第一，死者的旧物。对此，前贤或有不解，如商承祚的《战国楚竹简汇编》（第72页）认为：“遣策所记名物，多为送丧之物，如以旧物送葬，非礼也。”但朱德熙对长沙仰天湖M25的重释，纠正了这一说法，该墓遣策简1所记的内容，包括新、旧两种鞋履：“一新智（鞮）缕（履），一（旧）智（鞮）缕（履），皆有苴疏履”（注：朱德熙：《战国文字研究（六种）》，载《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8-39页。）。新旧对举，十分明显，说明是以死者生前所穿旧鞋下葬。新出的遣策资料更是支持了朱说。例如，马王堆M3遣策中，也有“白衾二，素里，其一故”文字，所谓“其一故”，便说明其中一件是曾使用过的旧物。凤凰山M8中遣策所记袍、裙、袭、衾等衣物达三四十件，其中有的便冠以“新”或“故”字，说明有些衣物是死者生前曾经使用过的。1954年长沙桂花园出土的晋周芳命妻潘氏滑石衣物券上的随葬物中，绝大部分为故旧物品，如“故绮衣一要”、“故一领”等，即是明证（注：参见《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版，第422页。）。
    第二，他人所禭之衣衾不一定全部用来殓尸，也不一定全部入葬。《士丧礼》和《杂记》都记载，禭衣者一般把衣衾放在尸床上（“委衣于床”）之后便走出去，然后专门有彻衣者把这些衣衾礼物拿到房中去（“彻衣者执衣如禭，以适房”）。小敛之前的陈衣仪式中，“凡十有九称，陈衣继之，不必尽用”，就是说庶禭不必全部用于裹尸。继之，大敛之前的陈衣仪式亦是如此，“陈衣于房，南领，西上，綪。绞、紟，衾二。君禭、祭服、散衣、庶禭，凡三十称。紟不在算，不必尽用。”明确规定君主和其他宾客所赠送的禭衣，不必全部用于敛尸。
    第三，他人所赗物品允许分给其他亲戚，则即使赗书全部登录了他人助丧的赗赠礼物，也未必全部入葬。《礼记·檀弓上》记载，子硕举办完母亲的葬礼后，准备拿他人赙赠的财物充作祭器（“欲以赙布之余具祭器”），遭到其兄弟子柳的斥责：“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家于丧，请班诸兄弟之贫者。”赙是指“货财”，赙的对象是针对生者而不是死者，所以，助丧物品不一定全部入葬，留作家用也是正常之事。当然，像子硕那样，一般丧主都不留下办丧事的余财，而是将其分赠其他亲戚。总之，即使赗书所载，亦未必全部入葬，自然不能与墓葬出土实物完全对应。
    综上可见，遣策所书的物品来源，相当复杂，不可简单视之。尽管可以概括为自备明器、死者生前旧物和他人赗禭三个部分，但遣策的内容绝不是这三者的总和，因为即使登记在赗书上的助丧物品也不一定全部入葬。另外，如果考虑到为了夸耀丧礼的排场而“虚列”助丧物品和随葬物品的因素，那么对于遣策文献的分析研究，则应当更加谨慎和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