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马王堆M3，其中403支竹简与7支木牍同出，除了一支单独出于东边箱的木牍为告地书或告地策之外，其他6支均为随葬器物记录。从目前公布的材料初步看来，木牍上的小结文字，如“右方”车马、明童、美人、宦者等等，与竹简遣策中所记的内容应有重合之处，况且，在一支小结木牍上记有：“右方凡用笥六十七合，其十合受中，五十四合临湘家给。”这显然是助丧赗赠的记录。由此初步认定，马王堆M3中的部分木牍为赗书。
    第二，牍所书内容为遣策。如云梦大坟头M1所出木方，理由是：第一，该墓主椁室未遭破坏，其中仅出土一方木牍，并无另外的遣策出土；第二，经发掘者研究，该木牍所记内容与出土实物对进行对比，“绝大多数是符合的”；第三，该木方的记述中没有提到赗赠者的名字。据此可以认定这件木牍所记实为遣策，而并非赗书，因为下葬时不可能在没有遣策登记的情况下，而仅仅将助丧的赗物登记入土随葬。
    另外，江陵高台M18中，四枚木牍中的三枚分别是“路签”、“报到书”、“告地书”，没有专门的遣策文书，牍丁的正面墨书两排十二行文字：“壶一双，髹杯二双一奇，盛一双，閜一双，铊一双，椑虒二双，检一合五角囊一，卮一合黄金囊二，画杯三双，脯一束”（注：部分释文从黄盛璋说，参见《江陵高台汉墓新出“告地策”、遣策与相关制度发复》，《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据简报称，该牍所书内容与出土实物基本相合。显然，尽管在同墓所出的四枚木牍中，牍丁最宽，但该牍仍应判定为遣策，理由与上述大坟头M1相同。
    第三，遣策与告地策合书于一牍。例如凤凰山M10，该墓出有170多枚竹简，但内容多为租税、支付簿等，无一为遣策。而同墓所出的6枚木牍中，有5枚关涉契约、出入簿等，只有牍6正面记载随葬器具的名称和数量，背面记载墓主的姓名和埋葬日等（“四年后九月辛亥，平里五大夫张偃［敢告］地下［主］：偃衣器物所以蔡［？］具［？］器物□令。食［？］以律令从事”）（注：释文见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初步判断，牍6为遣策和告地策的合写。孔家坡M8所出木牍亦是如此，据简报称，“该牍正反面均有字：‘二年正月壬子朔甲辰，都乡燕佐戎敢言之库啬夫□……’。内容包括时间、墓主、随葬品清单等，属于“告地策”，据策文所载名物与随葬品基本吻合。”显然这是一件告地策与遣策的合书牍。毛家园的木牍“牒书”，其内容与凤凰山M168相仿，据称也是记载墓主姓名、身份、入葬年月，以及殉葬奴婢和随葬车马等，当为告地策。
    一般说来，告地书是丧礼的主办者（地上的主管官吏）让死者向想像中的阴间官衙报到的文书手续，而遣策则是死者到阴间享受使用的物品清单，两者性质不同，分别书写。凤凰山M10和孔家坡M8的书例应看作是丧葬文书的简化形式（对此笔者将另文讨论）。
    综上可见，赗书和遣策的判定，并不完全取决于其长宽形制，而应当据其内容来认定。
    在形制较宽的木牍中，既有赗书又有遣策；相反，可以编连的竹简，也有可能用来记录赗赠器具，如包山M2中的简277就明确记有“苛郙受”（详下）。由此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楚地的赗书与遣策，其形制并不如礼书规定的那么严格，往往混用，至少在战国中期以降已是如此。
    出土遣策一般记有随葬器物的名称、质地、数量，偶尔还记有随葬品的置放位置及器物分类小结等内容，一些保存较完整的遣策，其内容编排的先后顺序具有一定的规律。考古发掘时，将这些记录与墓中的出土物相对应，都基本相符。如望山M2、云梦大坟头M1和凤凰山M168等，其考古报告都列有遣策记录与出土器物的对照表（注：参见《江陵望山沙冢楚墓》，文物出版社1996年版，第162页；陈振裕：《云梦西墓出土木方初释》，《文物》1973年第9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墓》，《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就很好地反映了遣策记录的可靠程度。实际上，这也是目前遣策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即从名实对照的角度来释读遣策文字。
    但是，遣策所记与出土实物也不一定完全可以对应。例如，在长沙马王堆M1的遣策中，提到有“土牛马”“土金钱马牛羊鸟”等数十只（简298-312），但这些土制明器在实际墓室中并未发现；又如马王堆M3遣策中的“土牛”“土马”等之类，也未见诸随葬实物。另外，随葬物品还常见有数量不足的现象，如同墓遣策所记“漆画七升卮二有盖”（简179）、“漆画二升卮八”（简182），都只有一半出现在墓中（即1个和4个），据简文“幸食杯”应为一百，而实际只出土50个。上述“名实不符”的情况，是由遣策的性质所决定的，如前所述，宣读赗书和遣策是丧礼中的一道必要节目，丧家为了炫耀财富和夸罩社会关系之广泛，便在遣策中“虚列”随葬物品，但实际准备这些物品时，并不一定能照单凑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