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孙中山相继接受近代中等和高等教育、萌发革新与革命思想的地方，是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据以发动中国民主革命的最早策源地。自从1895年孙中山在香港建立兴中会总部，组织乙未广州起义，因失败而被迫离港流亡以后，港英当局对他先后发出的放逐令至少达四次之多。然而，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始终将香港作为促进中国革命运动的前进基地，孙中山也利用各种各样的机会进入香港，指导党人开展革命活动。孙中山遭港英当局放逐之后的香港之行，对华南乃至香港的政治流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95年春夏间，笔者受孙中山基金会的委托，承蒙香港大学校长王赓武教授和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陈坤耀教授的帮助，得以在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大会堂图书馆等处，查阅《mā孖剌西报》（Hong Kong Daily Press）、《德臣西报》（China Mail）、《士蔑西报》（Hong Kong Telegraph）、《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等香港近代英文报刊，收集有关孙中山的史料。归来整理所得，计复印有报道和评论孙中山言行的史料数十篇，其中包括新发现的孙中山佚文12篇，可资订罅补漏的同题异文14篇。如果加上笔者先前在《香港华字日报》中发现的孙中山佚文31篇，则在香港近代中英文报刊中已检索出孙中山的佚文及同题异文共57篇。[①a]兹将在香港近代英文报刊中浏览到的有关孙中山遭放逐之后香港之行的史料，作一简略的摘译与论析，以求教于方家同好。
    清末孙中山遭放逐之后的香港之行
    1895年11月初，孙中山在领导乙未广州起义失败之后，离开香港，流亡日本。次年3月4日，港英当局应清政府请求，以"总督及行政局认为孙逸仙会危及本殖民地的和平与良好秩序"为由，宣布从即日起，5年之内，禁止孙中山进入香港和在港居留。此后，港府还在这项命令期满之后的1902年和1907年，相继重申对孙中山的放逐令。孙中山在清末三度遭到港英当局的放逐，似乎已不可能再到香港，进行革命活动。然而，在革命党人日后的叙述中，却不乏孙中山入港活动的记载[①b]。不过，这些记载均属事后的回忆与补述，当代史家对此多持审慎态度。
    1995年春，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举行"香港青山红楼与辛亥革命"研讨会，邀请大陆和港、台学者参加。1896-1911年间孙中山曾否入港活动，乃至曾否到过屯门青山农场，自然成为会上会下讨论的话题[②b]。香港学者吴伦霓霞教授在大会发言时，援引香港早期革命党人谢缵泰所著《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和杨西岩的回忆，指出："唯一重要的可能性，就是一九○二年的一月，孙中山也许曾踏足香港。……这说法还需查阅其他革命分子的记录，看看有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证明。"[③b]
    笔者受此启发，在当年《德臣西报》发现一则报道，可以证明1902年1月底孙中山确实进入香港，并作短暂居留。这则报道题为《孙逸仙在香港》，载该报1902年2月1日。兹翻译如下：
    举世闻名的中国改革家孙逸仙已返回本殖民地。我们通过非官方而又完全可信的渠道获悉，他正和另一位著名的改革家暂住在士丹利街（Stanley St.）。他穿着欧洲服饰，行动颇为自由。他在日本住了相当长的时间。鉴于最近一位香港改革者被绑架，以及一位担任教师的改革者在结志街（Gage Street）被暗杀，他来到如此接近中国的地方，正冒着极大的危险。他这样做，似乎是为了进行某种十分重要的活动。我们一度认为，本殖民地曾对他发出一定期限的放逐令，但显然此令已过期。
    上述报道证实了谢缵泰于1924年发表在英文《南华早报》的《中华民国革命秘史》的叙述：孙中山在1902年1月28日抵达香港，居住在士丹利街24号。另据日本驻香港领事稍后的报道，孙中山于2月4日离开香港，乘船前往日本。日本外务省有关档案称：孙中山此次"赴香港目的是与同志会合研究善后办法。到港后，有引起各国注意之嫌。本人见此情形，认为必须尽快离开英领，数日内别走他处"[①c]。
    孙中山此次入港居留一个星期，是在香港政府对他第一次发出的放逐令业已过期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目前可以确定的清末孙中山离港流亡之后的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返港居留。在此期间，"行动颇为自由"的他是否去过刚刚辟建为革命党人秘密活动据点的屯门青山农场？这一问题迄今仍为悬案。解答的关键在于发掘当年港英当局跟踪监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档案资料。
    除1902年1月底、2月初一度返港居留之外，孙中山还在此前后利用乘船泊港的机会，进入香港水域，在船上会见在港革命党人，指导他们开展革命活动。现有资料表明，清末孙中山遭港英当局放逐之后入港而未登岸的香港之行，共有6次[②c]。其中尤应注意的，是1900年六七月间孙中山两度乘船泊港，在船上与香港革命党人磋商策反两广总督李鸿章、在华南发动反清独立和起义诸事宜。其时，港督卜力（Sir I.I.A.Blake）欲秘密支持此事，以便港英当局从中渔利。7月13日，卜力致电英国殖民地部大臣张伯伦称："现在我只能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虽然孙已被放逐出香港，但如果他为了与李鸿章会商而悄然回港，最好不要干涉他。"[③c]然而，次日卜力接到英国政府的指示：对孙中山的五年放逐令仍然有效，不可和李鸿章谈及与孙中山合作事。因此，当孙中山与宫崎寅藏等人在17日乘船抵港时，香港警方即向他们重申放逐令。当晚，李鸿章奉旨北上，途经香港，卜力仍欲劝其留港与孙中山会晤。次日，孙中山将港督意图告诉宫崎寅藏，并称"期以今日十一时与李密会。李行若止，余亦解保安条例，登岸共与密议一切"[④c]。可是，李鸿章以效忠清室的顾命老臣自任，不肯接受港督的劝留，仍然决定先行北上。7月20日，孙中山乘船离开香港，前往日本。此次孙中山在泊港邮船上停留三四天，是为历次泊港时间最长者。其间他是否一直恪守港府放逐令，始终没有秘密登岸？这一问题，或许也只有发掘当年港府有关档案资料才能得出定论。
    7月24日，《德臣西报》登载《改革者孙逸仙及其一些活动》一文，介绍孙中山遭放逐以来在英国和日本等国避难的情况，及其刚结束的欲与李鸿章在港会晤的香港之行。文章称：
    在当前中国的骚乱爆发之际，孙焕发起对未来行动的期望。我们相信，他与新近的叛乱首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些首领幸而得以脱逃，分散在中国各地，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傲视本殖民地安居乐业的法则，其目标却是推翻中国的腐败政府，拔擢更为开明的统治者。
    我们从最可靠的官方渠道得知，大约一个月以前，李鸿章施行收买对手这一典型的中国策略，致电日本，邀请孙逸仙到广州，以便与之商谈，使事情得以转圜。孙乘日轮抵达香港码头，但未上岸，因为对他的放逐令还未期满。不过，他在船上会见了李鸿章派来的代理人，那人向他陈述李鸿章希望得其协助实施的计划：李希望他去广州，以便安排和他一道起兵，进军北京，打败义和团，使皇上和皇太后摆脱顽固党的控制。假如皇上和皇太后死了，李便建议孙帮助他实现两广独立。然而，即使孙相信李鸿章的代理人所提计划的真实性，也不足以使他冒着杀头的危险，去到总督衙门拜访李鸿章。于是，他前往新加坡，试图与康有为打交道，据说被拒绝，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从新加坡经西贡回到香港，上星期二乘日轮泊港。他是否乘该轮或换乘别的轮船去日本，我们不得而知。他最近的行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谜。
    此外，1906年初夏孙中山从新加坡乘船前往日本，他在途经香港时，是否因与革命党人会商策动粤东起义等事而秘密在香港登岸，也是一个有待考证的问题。同年5月17日（旧历四月二十四日），两广总督周馥致电清廷外务部，称孙中山现在香港居留，要求商请港英当局将其驱逐出境。该电文称：
    前接新加坡总领孙士鼎电，探闻孙文有回华作乱之谣，当今电达大部。现访闻孙文改洋装，住香港公益报馆。又有同党邓子瑜住香港旅安祥客栈。前获逆党陈纯供，邓子瑜为孙文管外事，现闻招集香港匪徒，入内地勾引乱民滋乱。……务求大部速密电英使，转电英政府，饬港督速将二逆逐出，非此不足保护中外治安。[①d]
    除上述孙中山香港之行以外，1908年3月10日《德臣西报》刊载的专题报道《孙逸仙医生在香港》[①e]，还记载今天已鲜为人知的孙中山又一次香港之行。该报道称：
    孙逸仙医生是中国政府悬赏20万巨款的众所周知的叛乱领袖，他现在正在香港。他在泊港的一艘日轮上，该轮从日本前往新加坡途中路经香港，他的一些伙伴和他在一起。他在本港短暂停留期间不会登岸。向我们提供这一消息的是孙的一位同党，但他对孙的活动却缄默不言。
    该报道追述1896年孙中山遭港府放逐与伦敦蒙难等事件之后，继续写道：次年孙曾在日本致函香港政府，要求允许他回港，但遭到拒绝。"此事在（英国）众议院中引起极大的关注，戴维德先生曾质疑其中的原因。有关方面对发出放逐令的方式进行严格的调查，认定香港行政委员会长官采取的行动是合法的；并且指出，在放逐令发出之前，孙逸仙医生已离开本殖民地。然而，政界和报界都对他表示很大的同情。……自从1901年3月4日放逐令期满以来，孙逸仙医生已访问过本殖民地，并对本殖民地的革命党事务具有影响力。……他是一个精明的人，在他的同胞中有很大的影响。"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在辛亥革命的凯歌声中乘船返国，途经香港，准备前往上海，领导组建中央政权。这时，港府在1907年对他发出的第三次放逐令仍未过期。不过，或许是感受到香港华人社会支持辛亥革命的热情和压力，港府破例允许孙中山公开在港岛上岸，在码头附近的兰室公司接见省港各界欢迎代表，即席发表演说。甚至有传闻称，如果时间上不冲突的话连港督都愿与之会晤。当天或次日，香港中英文报刊分别报道孙中山此次香港之行。其中，《德臣西报》在次日以《孙逸仙在香港--对中国同情者演说--提倡借外债》为题，报道说：
    昨天，孙逸仙医生在香港短暂停留时最引人注意的事情，就是他在于诺道（Connaught Road）一家华人会馆（Chinese club）向一群中国同情者发表演说。他在演说中谈到中国共和运动的未来。
    中文《香港华字日报》对孙中山这次香港之行作了更详细的报道：
    昨日孙中山君乘"地云夏"英邮轮抵港。九点钟时，抛泊码头。有胡都督、参谋部谢良牧、谢适群偕游欧学生某某二人及港商林护，乘顺利小轮到邮船谒见。随即有同盟会中人李纪堂、陈少白、容星桥等，乘广州小轮至船，先后相见，晤谈至十钟余，始偕往能都督乘坐来港迎接孙君之江固兵轮。当时有港政府派出暗查多名保护。众人与孙君谈至十二点半钟时，因有日本人到英邮轮候见，内皆与孙君历年交好者，孙君旋即回英邮轮与之接晤。少顷，即乘广州小轮由三角码头登岸，以相约至兰室公司聚话。三角码头离兰室公司不远，虽备有舆马，亦不乘坐，相率步行前往，到后进午食。至三点钟时，粤省七十二行、九善堂、总商会所派出代表来港迎接孙君诸人，亦到兰室公司晋谒……
    至四点半时，孙君仍步行至三角码头，乘顺利小轮而去，众人送至邮轮乃返。并闻港督本约与孙君相见，因是日适为本港定例局会议之期，而邮轮开行时在五点半钟，是以未能晋谒港督云。[①f]
    至此，我们可以作一小结：目前可以确定，清末孙中山离港流亡之后至少有9次乘船进入香港，与在港革命党人会晤，其中至少有两次名副其实的登岸活动。
    民国时期的孙中山香港之行
    民国成立后，孙中山成为首位临时大总统和开国元勋。然而，港英当局却一度坚持先前发出的对孙中山的放逐令。对孙中山的放逐，最初据称是由于"不愿容许任何人在英属香港地方组织策动机关以为反叛或谋危害于素具友谊之邻国"[②f]。如果说，港英当局的这一举措在1898年就被英国众议员戴维德批评为不以国际政治犯的待遇来对待孙中山，而是固执香港地方法例以对抗国际法则；那么，在民国成立、清朝覆亡、孙中山已在中国取得合法地位并获得举国尊崇之后，港英当局竟然继续执行以往对孙中山的放逐令，这就不仅不符合国际法则，而且也与港英当局最初宣称的"眭邻"初衷背道而驰了。
    1912年4月24日，刚刚辞去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乘船前往广州，途经香港。香港各界团体先期闻讯，纷纷准备举行盛大的欢迎活动。当天的《德臣西报》以《孙逸仙在香港》为题，报道说：
    今天早上孙逸仙医生乘坐中国商轮泰顺号抵达香港。他是策动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曾荣任中华民国的首任总统。
    华人社会为了欢迎他们的伟人--尤其因为他是华南人，而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本城到处飘扬着（中国）新制度的旗帜，这些旗帜的设计并不一致，显然至少有五种不同的款式。商会团体也安排欢迎这位前总统的庆祝活动，各团体选出四名代表，分别与他会晤，地点安排在西角（West Point）的遇安馆（Yu On Club）；另一处会见地点在皇后大道中的中国会馆（Chinese Club）。
    然而，这些安排都不得不取消，因为孙医生根本没上岸。他一直留在泊靠在码头（the C.M.S.N.wharf）旁边的泰顺号船上，在下午接见拥有数百名成员的团体代表。
    香港安排的欢迎计划被取消一事，在华人中引起极大的沮丧，尤其是当最初宣称孙医生将离港赴粤而不接见本地华人的时候。不过，当他们得知孙医生打算在船上接见访客时，沮丧的情绪才大为缓解。
    这篇报道没有说明孙中山为何取消计划，不上岸参加香港各界团体举行的欢迎活动。次日，上海《民立报》刊登该报"香港特派员"来电，才揭开这个谜：
    香港政府因港人将开欢迎会，下令禁升悬欢迎旗，又禁登报，又禁派传单，又禁鸣炮，港人甚愤。
    闻孙先生本云见港督后，赴欢迎会，继仅派廖君代表，实因港政府取缔，不便面却之故。[①g]
    香港政府不许孙中山上岸出席香港各界团体专门为他准备的欢迎会，孙中山只好派廖仲恺为代表上岸出席，自己则在船上接见专门登船表达欢迎之意的香港68个团体和省城80个团体的代表。当天下午3时，孙中山一行改乘广东军政府派来迎接的宝璧舰，前往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