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20多天之后，港府又允许孙中山在香港公开登岸，并作短暂居留。这年5月18日晚上，孙中山与家人抵达香港。22日，孙中山一行才离开香港，前往澳门。在此期间，省港各报记者纷纷前来采访，报道孙中山的政见与在港行踪。5月20日，《士蔑西报》以《孙逸仙医生访港并否认他将退居澳门》为题，报道说：
    中国改革家孙逸仙医生星期六（18日）晚上抵达香港。他乘坐广州到九龙的晚班火车，正好在七点前抵港。陪伴他的有孙夫人和他的一个女儿，以及别的一些人。他们住在香港大酒店（Hong Kong Hotel）的房间里。晚饭后，他们前往九如坊戏院（the Kau U Fong Theater），欣赏大雷蒙德（the Great Raymond）的表演节目。
    《南华早报》记者在《孙逸仙接受本早报采访，谈及为何主张取消通商口岸与所谓"黄祸"的真实性》一文中，写道：
    他在香港度假几天，但这是很繁忙的假日。他经常接受来访消息或邀请。在我与他交谈的半个小时里，就有好几个来访者、一些便条和不止一封电报。[②g]
    《德臣西报》则以《孙逸仙医生在香港--他的观点和抱负》为题，详细报道孙中山对列强迟迟不承认中华民国的看法，以及他的社会主义抱负和对中国与基督教关系的看法。这是一篇尚未为今人了解的孙中山佚文。文中所载"社会主义抱负（SOCIALISTIC ASPIRATION）"一节，是迄今所知的报道孙中山最早而又最详细地阐述其社会主义观的重要史料。兹译录如下，以飨同好：
    记者问："如果不介意的话，我想知道你所考虑的中国将采取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也许你认为在中国转向社会主义将会轻而易举，因为许多地方保留着共产均富的方式（a form of communism），尤其是乡村？"
    孙答："是的。"
    问："我听倡导社会主义的人说过，社会主义必须自然发展，而不是靠国会议决或革命行动突然转向。"
    答："对，是这样。不过在中国，若要防止资本家获取过大的权力，则应立即提倡社会主义。"
    问："那就不会是自然发展了？"
    答："我提倡国家社会主义。你必须记住，有很多事情在国家社会主义当中是人为的，不自然的，例如在德国就是如此。这种社会主义就是现在中国所需要的。过激的社会主义反对这种社会主义，但我相信这是中国要走的第一步。"
    问："你所指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什么？是否意味土地、铁路、工业的国有化？"
    答："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有这种国家社会主义，市政工程、自来水厂、煤气厂、铁路、有轨电车以及其他公用事业都归国家所有。"
    问："那是集产主义（collectivism）吗？"
    答："集产主义与共产主义（communism）是社会主义的不同形式，它们都殊途同归。国家社会主义是开端，其第一步是通向集产主义。大多数社会主义者都担心国家权力过大而反对集产主义。"
    问："就像德国一样？"
    答："是的。"
    问："那么，我想国家社会主义将包含土地国有化了？"
    答："不尽然。"
    问："国家不接管土地吗？土地不归属国家吗？"
    答："只有一些如此。"
    问："那是很特殊的事。"
    答："也许我应该解释一下，倘若需要，我们会逐步接管土地。"
    问："土地国有化计划包括对业主的补偿吗？"
    答："包括。"
    问："补偿的钱从哪里来？"
    答："我们将建议施行地价税，如同莱德乔治（Lioyd George）在英国之提议。譬如政府既经更替，地主必须更换地契，换契时则可知会地主，国家如有需要可以收购其土地。因而要其估算地价，按价征收百分之一税款，国家需要土地时，即可按地主所定地价收购。如此便可低价收购土地，中国土地国有化当不致有别国之困难。如果地价上涨，涨价部分归于国家。中国未如别国先进，欲达别国之文明程度，必须有明确计划。"
    问："铁路国有化如何？"
    答："目前除粤汉路外，均已属国有。中国缺乏资金以发展全国铁路，必须借外债。私营公司不能为此借款，国家则易如反掌。将来国家必须引进外资，发展铁路。如此则可解决铁路国有化问题，因为每条铁路从一开始就是国家的铁路。"
    问："工业国有化如何？"
    答："小型企业确实以私营为好，其效益会更好些。自由竞争优于垄断。若其形成信用，则可将其收购。国家开始时之经营不及私人公司，至于需要行政管理能力之大事业，国家可予接管。"
    孙中山在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畅谈他理想中的源自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在未来中国施行的宏伟蓝图，阐述他对当时流行于欧洲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的认识和看法，显示出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的超前意识，这应当是一件令后世史家较诸当时人更感兴趣的事情。如果将此谈话与孙中山在事隔半年之后在上海向中国社会党所作的社会主义长篇演说作一比较，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先声，后者是对前者的展述。因此这一谈话记录应属研究孙中山乃至中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珍贵史料之一。
    1912年6月15-18日，孙中山再度到港，作短暂居留。其间，他曾到四邑商工总局等华商团体发表演说，呼吁筹建中西合资银行，引进外资，开展全国铁路建设。他还出席了基督教美华公会的欢迎会，并发表演说，勉励教徒启导民国人心，促进世界进化。
    1913年6月下旬，孙中山因南下策划"二次革命"及探视寓居澳门的长女孙娫，而有香港之行。此次香港之行的起止时期，今人已语焉不详；惟据当时报道，则可知实自6月20日起至25日止。同月25日，《南华早报》以《孙逸仙医生与广州的轰动传闻》为题，报道说：
    星期五，孙逸仙医生悄然抵达本殖民地。昨天，《南华早报》的一位记者在香港大酒店看见他。看上去，他非常担忧他的女儿的病情。他的女儿住在澳门，生命垂危。星期五，他曾去过澳门。不过，他仍以常有的谦逊，欣然允诺回答颇滋物议的有关广东都督胡汉民离任的一些问题。……孙逸仙医生今天乘船前往上海。[①h]
    这年7月中旬，"二次革命"爆发。8月2日早晨，孙中山因沪、宁讨袁军失败，被迫离开上海，乘船前往广东。香港成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南下图谋再举的中转地。次日，袁世凯布置诱杀孙中山的行动，指使亲信化名"寄吾"，致电香港威灵顿街的"德宝华公实寿先生"，"望速密商'宝璧'等舰，佯往欢迎，接赴粤省，诱上船后，出口时处死沉海"，事成后，"执行人员除补官赏勋外，并奖洋十万元"[②h]。此举因张继和马君武托日本驻香港领事转电孙中山不要在香港登岸而未得逞。袁政府又分别与日、英两国政府交涉，请求驱逐孙中山等人。8月14日，香港总督宣布奉英国政府训令，孙中山、黄兴、陈炯明、胡汉民、岑春煊等永远不准到香港[③h]。孙中山于是第四次遭到港英当局的放逐。
    在接踵而至的护国讨袁与"一次护法"运动期间，孙中山除派遣中华革命党人在香港组织"联义社"等革命机关，沟通海外联系，策应内地革命活动之外，他本人没有再作香港之行。
    "二次护法"期间，孙中山有过两次香港之行；1920年10月底，陈炯明遵照孙中山的讨桂部署，率领粤军攻占广州，推翻桂系在广东的军阀统治。11月25日，孙中山与伍廷芳、唐绍仪、胡汉民及宋庆龄等人乘中国邮船公司"中国"号轮船，离开上海，前往广东，准备重新建立护法政权。28日早晨，"中国"号轮船泊靠香港，香港各界代表200余人登船欢迎孙中山一行。中午，孙中山一行登岸到九龙，转乘广九专车于下午抵达广州。孙中山等人此次登岸过境，显然得到香港政府默许。港府于1913年8月中旬宣布"永远不准"孙中山等人入港的禁令，看来黯然失效了。
    1922年6月16日凌晨，陈炯明悍然发动叛乱，指挥叛军推翻孙中山在广州创立的"中华民国正式政府"。孙中山率领护法海军舰队在粤海省河坚持与叛军对峙50多天，终因外援不继，被迫离开广州。8月9日下午，孙中山与蒋介石等随行人员乘坐英国驻广州领事派遣的英国"摩汉"号炮舰，从广州前往香港。次日"上午六时船抵香港，旋即乘'俄国皇后'号邮船，香港政府派员前来照料一切。正午十二时，由香港启碇，出口归沪"[④h]。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在广州蒙难之后取道香港前往上海，其行程安排始终处于港英当局的严密监视之下。8月14日，就在孙中山抵达上海的当天，英国陆海军联合情报局香港总部秘书W.D.培根致函上海情报局秘书，称："孙中山现已去上海，我们就难于获得有关他的计划和行动的情报。如蒙将他留沪期间所进行的政治活动给我局每周一次报告，如有重大事情发生送一份特别报告，则不胜感激。"当天，英国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将此函转给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总巡警麦高云，请其办理。25日，麦高云复函称："兹准备每日寄上警务情报摘录一份，并建议从九月四日始每星期一送上一份这些报告的摘要。"从现已公布的档案资料来看，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在1922年9月4日至1923年2月19日，每周按时向英国陆海军情报局香港总部送一份有关孙中山与国民党要人在上海活动的情报摘要，共达24份[①i]。目睹这些史实，笔者不禁生发遐想：港英军政当局严密监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行踪的事例应该不止这一次，这类监视跟踪的情报档案在今天具有无比珍贵的史料价值，倘能发掘整理公之于众，将是多么有意义的事！
    港英当局协助孙中山一行撤离广州，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二次护法"期间孙中山等国民党人与港英当局相互防范的紧张关系。因此，孙中山返沪之后，在酝酿联俄联共政策的同时，还派人与港英当局联络，争取其支持国民党在华南继续发动的"三次护法"运动[②i]。港督司徒拔（Reginald E.Stubbs）认为，孙中山和国民党将会继续在华南发展，设法与之合作要比反对他们好得多。据说，1922年底，他曾向奉孙中山之意来访的傅秉常表示，愿意邀请孙中山访问香港。1923年1月11日和19日，孙中山两次派陈友仁拜访英国驻上海总领事，暗示孙中山和香港总督之间的会晤，将会是符合人心的。下旬，港督司徒拔称：只要孙中山不以民国总统或英国政府未予承认的其他身份抵港，他都非常乐意接见，并与之共进午餐。2月1日，孙中山派陈友仁、伍朝枢拜访路过上海的英国驻华公使罗纳德·麦克利，表示他将重返广州。麦克利随即向英国外交部建议，只要孙中山不在香港工人中挑起事端，英国政府就应该对他保持友好态度，因为"他在南中国，在海峡和马来群岛以及在美国的中国居民中间，毫无疑问地具有突出的影响，这是我们必须经常考虑的一个因素"[③i]。于是，孙中山遂有四遭港府放逐以来最受隆重欢迎的香港之行。
    1923年2月15日，孙中山与随员陈友仁等一行乘坐"杰弗逊总统"号邮轮离开上海，前往已由讨贼联军重新占领的广州，准备重组护法政权。17日下午5时，香港华人海员工会租用许多汽船，张挂彩旗，鸣放鞭炮，从中环驶出筲筲湾的鲤鱼门外，迎接孙中山等人乘坐的邮轮进港靠泊。6时许，邮轮进泊香港九龙仓码头，孙中山一行换乘汽船来到港岛干诺道中的卜公码头，受到早就等候在那里的香港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孙中山等人乘车驶往半山干德道9号，下榻于港商、国民党要员杨西岩的私宅，随即专程拜会港督。当晚8时起，香港全城鸣放鞭炮，欢迎孙中山到港，鞭炮声此起彼落，持续3小时之久。
    18日中午，孙中山及其随从应邀到港督府，出席港督史塔士主持的午餐会。有消息说，这天港督接到英国驻华公使来电，让其以英国"理藩院"名义，欢迎孙中山[①j]。无论如何，这都是孙中山第一次受到港督公开给予的欢迎礼遇。而在1900年和1912年，孙中山先后共两次有意会晤港督，但都未能如愿。强弱尊卑各不同，此次港督肯与孙中山会晤，显然与孙中山在"三次护法"期间拥有足以令港英当局重视的实力和声望大有关系。
    同日下午，孙中山一行应邀到位于西摩道的著名港商何东的住宅，与何东夫妇共进茶点。晚上，孙中山出席香港各工团举行的欢迎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