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上述诸般变化外，60年代后的教会教育，培养目标也有了一定的修改，即由过去专门培养传播上帝福音的"使者"，逐渐转向兼而培养世俗社会所需要的实用知识人才。用著名的教会教育家狄考文的话说，就是此一时期的教会学校，"不仅要培养传教人士，还要培养教员、工程师、测量员、机械师、手艺人"等等，以此顺应正朝中国社会涌来的"西方文明与进步的潮流"[（11）]。缘此，教会学校的教育层次也发生了变化。早期教会学校基本上是一种初级塾学性质的教育--主要是附设于教堂或传教士住所附近的读经班或识字班。而60年代后，不仅正规小学教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而且教会中学和带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教育机构也先后出现，并开始形成一定的体系。据有关材料，在1875年左右，教会中学就占整个教会学校的7%，到上世纪末，这种比例已上升到10%左右，而高等层次的教会教育机构，也于七八十年代间开始产生。尽管其时教会高教事业大多附设于中学之内，且教学过程甚不正规，但至上世纪末，毕竟有了总数在500名左右的人接受过"教会大学"的训练和培养[（12）]。
    所有这些变化表明，当中国社会为了适应新的世界体系作出种种调适和转化之际，教会教育为了能在这种处于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里立足发展，也在作出相应的调适和转变。教会教育的这种时代变化所蕴含的真正内涵，即在于宗教的社会功用在逐步减少，而教育的社会功能在日益加强。支配这些变化的内在因素，无疑是教育与社会之间的供需法则。尽管从表面上看，此期内在华传教士们就教会学校的发展和世俗课程的开设等问题，进行了长达30余年的争论，只是一个对待教会教育的"态度"问题，然而究其实质，却是处于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教育需求，尤其教育的世俗化和工技化要求，在规定和控制着这种教育的发展进程。由于自身社会的传统惰性使新式教育产生和发展是那样的滞缓和不足，故此社会的教育需求只得借助这种"异种"教育产品来补阙，而不受中国文化传统负累和不受中国政权管束的教会教育，也反过来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完整意义上的教会大学，正是在这种机会中，根植于上述种种变化的基础而产生和成长起来，并且在新的世纪到来后，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进入成型阶段对教育提出更高的需求，开始在中国社会中成型和发展。
    新的世纪到来后，中国社会各领域都发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激变。在对于中国社会转型影响至大的各种内外因素的催逼下，中国的教育领域也处于一种新旧教育嬗替的转折点。其时教育变革，尤其教育对象的扩大和教育质量的提高，都表明此期的教育进步使中国教育现代化跨上了第一道台阶。但必须看到，处于变革中的清末教育事业，与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两者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一是不仅不少地区的新式教育仍呈"雪花效应"，即使教育最为发达之区，学生人数仍不足社会人口的2%，故"教育普及"确实"难乎为言"；二是各地反映出的学校数和学生数水份很大，相当一部分学堂只是旧式教育机构的改头换面，所教所学完全囿于传统的教学范围之中；三是即使真正称得上新式教育的学校，其教学内容受制于"中体西用"教育宗旨，不适于社会进步的成份仍占极大的比例，加之师资队伍整体水平低下，专业知识准备不足，故此新式教育应打的折扣很大；四是中、高等教育的发展尤为不足，使社会亟需的新知人才存在很大的缺口。所有这些中国自身教育发展相应于现实社会需求的不足，自然给正处上升之势的教会教育留下了长足发展的余地。
    综上可见，在清末十来年间，无论从社会需求的角度还是从教育自身发展的角度，都显示出教会教育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已经到来。对此，身为此种教育的主办者看得十分清楚，故而在1902年"中华教育会"第四届会议上，他们一方面对自己既有的教育工作成就感到欣慰，另一方面积极地发出《向外国差会请求派遣有训练的教育家来华工作的呼吁书》，强烈要求各国差会尽快地向中国派出大批真正能"从事教育工作"的"专职教师"。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中，所谓教会大学以及一些准教会高教机构，在中国社会中纷纷设立和成型，并与既有的中初级教会学校联成一种"完整的教育体系"，独立于中国教育制度之外不断地充实和发展。
    三
    在中国历史上历时一百余年的教会教育，在晚清时期经历了由产生到发展的历史行程。至本世纪初年，教会教育已经形成一种"完整的教育体系"--包括从初等到高等的学校教育全程，而且覆盖面几乎遍及整个中国，其人才培养实力不仅一时间可与中国自身教育一争雄长，尤其高教层次的阵容和实力，更比同时期中国自身的高教事业强盛得多。这种历史现象的出现，通过上文粗浅的分析，结合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出几点历史启示和结论。
    其一，教会教育是在近代中西两大文明由冲突到逐步融合的过程中出现和形成，而这种文明冲突的历史背景是西方殖民势力的野蛮扩张，因此，这种教育一开始就受到中国社会两种不同层面的抵制：文化交融中的抗拒和民族情感上的抵触。但作为一种教育，教会学校在中国土地上的产生和成长，主要的历史功能是作为西学东渐的一种特殊传递渠道，其深层内涵主要反映出一种异质文化的扩延。尽管这种教育在其产生初期甚至后来发展过程中一直注意宗教内容的传授，但是它的背景，毕竟是一种比当时中国社会进步得多的先进工业文明及其社会体系。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种工业文明最终将超越传统的农业文明，而工业文明的兴起和形成，必然借助文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套用一句自然现象的俗语，"水往低处流"。当近代西方文化位势转而高出于中华文化，而中国社会又被迫向世界打开自己的大门，在这种中外交通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传递渠道，教会学校在中国立足和发展带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所不同的只是，产生时间的迟早、发展程度的浅深。因此，在认识教会教育的发展和教会大学的产生这种历史现象时，不能仅仅认为这种教育完全是西方殖民势力对中国的强行"楔入"。对此，如果将观察历史景象的镜头推向更远，直至今日的中西文化交流，仍然显示出当年教会教育在中国社会中充任历史角色的某些情景。
    其二，由于教会学校从根本特征上讲是一种西式教育，其社会土壤在于近代工商业文明社会。传统中国社会的内质，是一种典型的东方农业文明，如果这种社会不发生相应的质变，教会教育即使产生也难以形成一种"气候"，更不用讲形成一种"完整的教育体系"。对此，历史上唐、元、明清之际基督教三度来华已作了有力的说明。所以，对教会学校的接纳，尤其教会大学在中国社会中产生和成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适应了现实中国的需要：晚清中国的社会转型，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时代需求，但中国自身的教育在由旧而新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历史断层或某些呈现断层性质的间隙，教会教育由此乘间获得了立足发展的机会和条件。因此，这种异质教育在中国社会中出现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负了中国社会转型对现实教育提出的历史责任。与之相应，为了能在中国社会中立足和发展，教会教育也必须依据中国的社会转型作出自身的变革和调整，故而这种教育自其产生之后，也一直处于自己的改易过程之中。诸如教育对象的改变、教学内容的添新乃至教会大学的生长，无一不是这种变革和调整的实际反映。总之，教会教育发展与中国社会转型两者之间同样受制于教育与社会之间供需法则的支配。正因如此，一待中国自身教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社会转型有了进一步的深化，那么接下来的该是教会教育自身如何"转型"的问题了。所以，教会教育在晚清最后十来年间充分发展之时，也孕育着这种教育自身存在的危机，本世纪20年代中期收回教育权运动和50年代初期接收教会学校的行动，皆在此一时期随着中国社会自身新式教育正式跨入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历史的伏笔。
    其三，自鸦片战争以降，近代中国社会被西方殖民势力强行纳入新世界体系的运行轨道之中，随之而来的种种变化，大多皆因为外力的懫迫而作出的不得已之举。正因有此，故而近代中国的种种变化与进步，与时代提出的要求始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距。教育变革同样如此。这种与国际形势变化保持差距的被动而迟缓的调适，也是中国近代长期落后挨打的原因之一。晚清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亦为近代中国"开风气之先"的人物龚自珍，早在鸦片战争前就指出："与其赠来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13）]晚清中国教育领域的种种事件和变化，不幸为这位时代哲人而言中。教会教育的出现和发展，教会大学的产生和成型，固然一方面在于其时中国国际地位的沉沦，西方殖民势力可以随意在华兴办种种事业的历史环境所鼓励，但另一方面，重要的是中国自身在这方面的改革和变易的速度之滞后和力度之不足，使这种中国社会自身的"不幸"转而成为异种教育的"有幸"了。因此，教会教育从小学到大学在中国社会中形成一种独立的"完整的教育体系"，既是中国贫弱落后的历史地位之所致，亦是外力按照自己的意志在某种程度上强行改易或变革中国教育现实的结果。由此可见，在中外一体、万国联通的历史形势下，如果一个民族或国家不能顺应时势自行改革，外力的强行催变就在所难免了。
    注释：
    ①这种划分只能说是"大致"，如1895-1900年，在某种程度上亦可划为第三个发展阶段。
    ②关于海关制度、租界制度的完型，可参见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费成康《中国租界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有关章节论述。
    ③汪敬虞：《十九世纪外资在中国工矿企业的侵略活动》，载《经济研究》1965年第12期。
    ④据杨瑞六等编《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一表，中国进出口贸易值1870年入超额为839.8万海关两，至1894年入超额已达年3399.8万海关两。
    ⑤有关外国商行、在华厂矿和在华银行等，参见章开沅、林增平主编《辛亥革命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7、129、133页。
    ⑥余子侠：《教会大学的产生与晚清社会的转型》，见《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⑦据朱有k3h806.jpg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甲、乙、丙三编所录，其时洋务学堂计37所，其中军事技术学堂12所，水师学堂8所，武备学堂（1900年以前创办）7所。
    ⑧韩文举《国朝六大可惜记》。
    ⑨John Fryer（傅兰雅）："The Educational Directory for China."Shang hai 1895。
    ⑩Kenneth S.Latourette（赖德烈）："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New York 1929,P408。
    （11）Calvin V.Mateer（狄考文）："The Relation of Protestant,Missions to Education." 见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May10-24,1877."
    （12）Earl H.Cressy（葛德基）："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A Study for the year,1925～1926."Shanghai 1928,P26～27。
    （13）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七》。
    【参考文献】
    [1]华中师范大学档案馆藏"教会大学史"（中、英文）档案材料。
    [2]朱有k3h806.jpg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
    [3][美]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