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大同之世"与康有为的"大同之世"在原则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在结构上则存在明显差异。另外，孙中山重点放在探寻实现"大同"的具体路径上，康有为则着力构想大同社会的宏伟蓝图。
    第二，以"公有"为特征。
    "公有"是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理想社会的共同特征。太平天国主张废除土地私有，"人无私财"，一切收入归"圣库"，实行公有。天下的土地虽说是按人口平分给农民，但它并没有承认为农民所私有。农民耕种土地，所收获的产品，除了自己的消费，统统交公，他们实际上是为社会"一大家"生产。土地和收获等归"公"有，那么，谁最能代表"公"呢？洪秀全等人自然想到只有所谓的"天父上主皇上帝"，所以，物物都属于上主所有，而这个"上主"的人间代表正是以天王为其代表的太平天国，于是公有变为国家所有。太平天国通过绝对平均主义的方式，把公有财物包括土地、粮食、布帛等分配下去，从而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的理想境界。这种天王国家所有的公有制形式，不但否定了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也排斥了工商业的发展，明显违背了资本主义发展这一时代主题，而天王国家所有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是天王洪秀全个人占有一切，这就为其所追求的公有制埋下了必然失败的伏笔。太平天国的公有思想是可贵而又忤时的。
    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也强调大同社会的公有性质，不允许私有制的存在。工、商、农三业归公有公营，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也全归公有公营，康有为的大同世界是真正体现"天下为公"的社会。在这样的公有制经济制度下，生产和分配是有计划、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的，公政府不光是"公有"的代表，还是公有制经济的直接操纵机构，各部各院在经济运营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各种产品的分配不是按照平均主义原则，而是按劳取酬，通过发放工资，体现多劳多得。与洪秀全的公有制建立在小农生产方式基础上不同，康有为的公有制理想是建立在大机器生产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那时社会物质财富将极为丰富，人生的正当物质和精神欲望将得到满足。由于大同世界是遥远未来的幻影，是书斋中构思的精品，所以，康有为大胆设想的公有制形式是彻底的和健全的，但完全是十足的空想。
    孙中山向往天下为公，并以"天下为公"为座右铭。他曾认为解决现有社会问题的办法是"一则土地归为公有，一则资本归为公有。于是经济学上之分配，惟人工所得生产分配之利益，为其私人赡养之需，而土地、资本所得一分之利，是供公共之用费，人民皆得享其一分子之利益，而资本家不得垄断以夺平民之利"。[3]孙中山所提出的"公有"，实际上是控制私有的国有，并没有完全排斥私有制度。他认为只要实行了土地国有和发展以"国家"为主体的实业，社会财富就可以基本上控制在国家手里，那时再通过国家来实行社会主义或大同主义，就能把国有转化为民有，全体人民就都可以享有地权和国家资本利益了。所以，孙中山的"公有"与洪秀全有一点是相似的，即通过国家来体现公有制原则，但不像康有为那样的彻底和健全。这当然是因为孙中山从现实社会问题入手来提出"公有"的缘故。在社会生产力低下和经济比较贫穷落后的小农国家里，如何走向公有制的道路，这是值得重视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大课题。
    第三，以"空想"为结局。
    洪秀全太平天国理想反映了农民阶级关于未来社会的思想，一种田园式的社会主义，小农经济成为社会经济基础的主干，坚决地排斥了大工业生产和城市商业，把所到地区已经萌发的资本主义因素全部扼杀，这种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做法，不可能创造出丰富的社会财富和持久的社会活力。天王国家所有制和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原则，更使得小农经济基础的乏力和脆弱雪上加霜。在洪秀全的理想社会结构里，行政--生产--军事--宗教四位一体，这个简单化、一体化的结构本身表明行政权力支配社会，这在实践上必然导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生。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正说明了其实践与设想者的主观愿望不断悖离，要求平均，却恰恰产生新的差别；要求天下一家，却正在导致新的分化；要求公有，却只能带来更为严重的私有，而愈想迅速推翻封建统治，结果却是加速了重新建立封建制制度的步伐。太平天国理想随着其实践的展开不断化为泡影，成为空想。
    康有为大同世界理想在理论上是极为先进的，在结构上是相当完整的，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走向。可是，他一开始就把理想与实践完全分割开来，没有从现实世界的变革入手来探索实现理想的具体途径。他从来就不敢为理想去奋斗，并且害怕它会被人们接受而带来社会混乱，于是，秘不示人，独自欣赏。所以，康有为大同理想本来就是一种空想境界。
    孙中山也是谈大同理想的，他是从社会现实问题入手，着重探索如何实现大同问题。孙中山从中国国情和世界大势着眼，提出推翻满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再通过民权主义实现政治民主和自由平等，通过民生主义实现经济腾飞和全民幸福。但是，孙中山的主观愿望却遇到自身理论的严重挑战。本来，为了摆脱落后贫穷，必须发展资本主义，而为了防止欧美的社会弊端，又必须防止资本主义，这种考虑是正确的。问题在于，他的民生主义理论在实践运动中能否达到大同愿望？这又要看他的土地国有和国家资本主义能否与社会主义接上轨。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自称为社会主义，是一种理想境界。但是，用土地国有的办法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其结果只能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根本不会导向他的社会主义理想，他自认的社会主义办法与真正的社会主义相去甚远。由于理论认识上的主观性和混乱性，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资本主义都很不彻底，结果，资本主义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社会主义也不会自动出现，反而引起实践上的盲目性和妥协性。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但并没有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这事实上为他的民生主义理想划上了句号。
    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等人的社会理想虽然先后成为空想，但是，他们对美好未来的执着追求和向往，对理想社会的描绘和设想，以及对现有不合理社会制度的否定和抗争，都反映了他们思想的进步性。
    注释：
    [1]《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7页。
    [2]《大同书》，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8页。
    [3]《社会主义之派别与批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上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87、3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