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洋务派思潮研究中，有许多学者已经对冯桂芬及其《校邠庐抗议》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但是，很少有人涉及过在百日维新中有过重要表现、却又落得一个可悲下场的翰林院编修陈鼎。他的那部被守旧派视为离经叛道、荒谬绝伦的重要著作《校邠庐抗议别论》至今还尘封宫禁，很少有人问津，更谈不上有什么深入的研究了。这实在是一个不应有的忽略。陈鼎是晚清很有代表性、很有特色的知识分子。他愤世嫉俗，企盼改革，却又摆脱不了封建思想的束缚，找不到一条通向改革的康庄大道，因而长期在苦难中煎熬。而当百日维新高潮到来之际，陈鼎“欢欣鼓舞，不能自已”[1]。他响应光绪皇帝的号召，大胆陈言，直抒胸臆，触到守旧派的痛处。因此，在戊戌政变发生后，他的境况十分凄惨，受到守旧派冷潮热讽，排斥打击，不久便撒手尘寰。在陈鼎身上，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晚清知识分子悲剧的缩影。
    本文拟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校邠庐抗议别论》戊戌进呈原本及已刊的《汪康年先生书札》等资料，对陈鼎生平事迹稍事勾勒，对其所进呈的著作与改革思想略予评论，不当之处，敬请师友指教。
    一、清贫的京官生活
    陈鼎生平业绩和传略，坊间少有流传。陈秉仁先生等所辑《汪康年师友各家小传》一文中，对陈氏生平有简略概括，略谓：“陈鼎，字刚侯，号伯商，湖南衡山县人，侨居江苏常州。生于清咸丰四年（1854年），卒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光绪六年进士，翰林院编修。曾充光绪己丑（十五年）恩科浙江乡试副主考官，汪康年等皆出其门下。后以戊戌党事被判永远监禁。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大赦时获释，次年卒于江苏常熟县。著有《黝曜室诗存》、《陈怀庭年状》。”[2]
    据陈秉仁先生《汪康年师友书札各家小传说明》记载，小传资料来源于原合众图书馆。收藏《书札》时，顾廷龙先生曾根据汪诒年先生在每袋书札前填写的作者姓名、字号、籍贯等，汇成《汪穰卿先生师友书札姓氏录》一册，并请与汪康年关系较密切的张元济、叶景葵、陈叔通、项藻馨、章宗祥等人对书札作者加以补注，然后又参酌了碑传、方志等史料，互相校核补充而成[3]。因此，小传的内容大体上是信实可靠的。
    就陈鼎而言，他的一生没有什么政绩可言。光绪六年（1880年）之前，他孜孜矻矻，勤奋攻读，最后如愿以偿，成为进士，并且被选为庶吉士，散馆授职编修。此后整整30年他一直在京师翰林院供职，差不多一生都是在书斋中度过的，可谓典型的知识分子。翰林院为封建朝廷的储材之所，人才济济。在为数众多的官员中，有的勇于建言，崭露头角，最后位列封疆，极尽显赫；有的攀权附贵，遨游卿相，以至跻身侍郎尚书，施展自己的雄才伟略；也有的默默无闻，混迹人海，自甘于清贫的京官生活而落魄京师。陈鼎显然是属于后者。
    青少年时期，陈鼎像一般士子那样无间寒暑，刻苦励学，经史各科，靡不涉猎，26岁便中进士，入翰林，这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但从此他便一蹶不振，没有往政治方面发展，虽官京朝，却不骛时名，不通声气，闭户读书，一如既往。只是在光绪十五年皇帝大婚时，开设恩科，陈氏才被选派为浙江乡试副考官，录取了包括汪康年在内的一批名人学士，使得平淡无奇的京官生活中多了一点生气。
    由于长期在政治上的落魄失意和经济上的拮据清贫，使他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未老先衰。他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初六日写给汪康年的信中称：“屡欲乞假归，总未能自决。又历年多病，懒动怕事，近复吐血，而鬓发益白，年未五十，已如六七十岁人，境遇所迫，以至于此，亦可叹矣。”[4]在翰林院当了二十余年编修的陈鼎，居然要乞假南归，其景况窘迫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正是这种长期贫病交迫、独居感愤的京官生活，使他对封建官场的种种弊端有了深刻的了解，他不愿意趋炎附势，随波逐流，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予以批评匡正。他对京师团拜的态度，颇足以说明他为人处世的准则。陈氏在写给友人的信函中谈到：“京中团拜，最是弊典。汉文帝不肯以百金筑一台，而今日请老师，一宴辄数百。平日翰、詹诸君，藜藿不充，而此日必征歌选舞以为尊，此皆反常之事，兄（按，陈氏自称）所深疾，今年务请免此一举。诸年兄中如凌衡甫、朱少梧、黄履中皆身后萧条，无立锥之地。老母、孤儿、幼妻、弱妾，含辛茹苦，同宜怜悯。榜中诸公，自必乐于相助，请与高子明兄同出一知单，恳各位极力赙赠，更将团拜一宗款项，添入帮款之内，此等事多多益善也。鄙意拳拳，幸勿笑其迂拘为祷。”[5]
    晚清官场极为腐败、京官们以观剧饮宴为乐，酒醴笙簧，每月数次聚会。尤其是城南的士大夫，每借同年团拜，即音尊召客，“自枢王以下，相率赴饮”。陈鼎对这种酒食争逐、江河日下的风气深恶痛绝，故在给友人的信函中，建议将团拜撤销，而把省下来的钱支持贫寒的士子家庭，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鼎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的性格。
    二、百日维新中的重要表现
    当百日维新的春雷在京师响起之后，陈鼎一反往日墨守书斋、无所作为的精神状态，他既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所掀起的“气象维新，举国奋跃”[6]的改革浪潮所席卷，更被光绪皇帝屡颁明诏、锐意更张的作为所鼓舞。他跃跃欲试，颇想有所作为。但是，从现有资料分析，他虽然赞同改革，痛斥守旧，却很少与康、梁等改革派人士往还。他在给汪康年的信中，甚至还流露了与维新派在改革科举制度方面的分歧。其言曰：“科举既改，将来必有才识之士，为中国转旋气运者，但不能于一时求之耳。讲章黑水，陷溺已深。每见变法中人高谭雄谈，而仍不能脱八股窠臼，其他可知矣。自有格言以来，亚洲一隅，遂无霸才为黄人生色者。华族之弱，不得不以宋儒为罪首。窃谓改科举，立学堂，设特科，求经济，皆不能得人才。惟有尽烧宋人之书，使天下士人一以真面目相见，庶几雄才大略，不为龌龊小儒所掩。然而，朝廷方纳八行取士之奏，日以惊天动地之功望人，而日以硁硁小人之行求人，可异也。”[7]
    陈鼎信中所谓的“高谭雄谈”的“变法中人”，指的正是康、梁。康有为于百日维新刚开始，办理的头一件大事即废八股。康氏《自编年谱》曾说：“[四月]二十三日奉明定国是之谕，举国欢欣。先是又草变科举折，变为二篇，分交杨漪川、徐子静上之。”[8]杨深秀于四月十四日（6月2日）所递“请斟酌列代旧制正定四书文体折”正是代表了康有为的意见。杨折称：“今夫四书文之所以足贵者，将使人读书以明理，穷经以尊圣也。今截搭枯窘割裂破碎之题，非以通经，乃以蠹经……请特下明诏，斟酌宋元明旧制，厘正四书文体。”[9]
    可见，康、梁所要改革的只是八股文这种形式，还没有涉及考试的内容。而陈鼎则要“尽烧宋人之书，使天下士人一以真面目相见”。这里涉及到彻底否定当时所流行的科举考试的内容。不言而喻，陈鼎在改革科举制度方面，与康、梁存在着很大分歧，陈氏比维新派走得更远。这件小事也反映了陈鼎对改革的渴望和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偏激情绪。
    陈鼎的这种情绪及其变法主张，还系统地反映在他向清廷呈递的《校邠庐抗议别论》一书中，而陈氏此书之进呈与孙家鼐所奏请的请臣工签署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殊有关系。戊戌五月二十九日身为光绪皇帝师傅及办学大臣的孙家鼐建议颁行《校邠庐抗议》。孙氏谓：“臣昔侍从书斋，曾以原任詹事府中允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进呈，又以安徽青阳县知县汤寿潜《危言》进呈，又以候选道郑观应《盛世危言》进呈，其书皆主变法，臣亦欲皇上留心阅看，采择施行……岁月蹉跎，延至今日，事变愈急，补救益难……臣观冯桂芬、汤寿潜、郑观应三人之书，以冯桂芬《抗议》为精密，然其中有不可行者。其书板在天津广仁堂，拟请饬下直隶总督刷印一二千部交军机处，再请皇上发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发到后限十日令堂司各官对其书中某条可行，某条可不行，一一签出，或各注简明论说，由各堂官送还军机处，择其签出可行之多者，由军机大臣进呈御览，请旨施行。”[10]孙氏所奏，当日即奉上谕：“着荣禄迅即饬令刷印一千部，克日送交军机处，毋稍迟延。”[11]六月十四日（8月1日）清廷即将印好的《校邠庐抗议》发交各衙门加签。
    签注冯氏《校邠庐抗议》是百日维新中的一件大事，在京师官场上引起一番骚动。孙家鼐的建议含有一石三鸟的深刻用意。其一，孙氏想借用这本书对当时的京官进行一次时事测验，使皇帝能了解情况，择善而从；其二，这对守旧势力来说，无疑是一个劝说和敦促，促使他们同意皇帝的改革方案。因为冯桂芬早在三十多年前即认为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故极力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对西方采取“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的态度。冯氏《校邠庐抗议》虽然刊行已三十余年，然而对守旧派来说，这些向西方学习的措施，他们依然难以接受；其三，签注《校邠庐抗议》是要遏止由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所鼓吹的“民权”思潮。冯氏此书的写作宗旨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孙家鼐正是要用“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的《校邠庐抗议》来抵制维新派在政治上的改革要求，抵制日益兴起的民主思想。
    由于当时京官中守旧者、观望者占绝大多数，因此，对《校邠庐抗议》的签注并没有达到光绪皇帝预期的效果。在现存的372人签注的二百多部中，“签注者对《校邠庐抗议》各篇所注意见，有的很简单，只有此条可行、不可行等寥寥数字”[12]。虽然有的签了千百字的意见，但大体看来，官僚们的反映并不理想，这与戊戌时代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认识水平、精神状态是相关联的。
    但是也有个别人例外，想借对《校邠庐抗议》的签署，抒发胸臆，陈述改革方略，推动维新事业，翰林院编修陈鼎正是这种个别例外之人。
    陈鼎非但对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进行了认真思考，而且还联系实际，仿照该书体例，撰写了一部《校邠庐抗议别论》（以下简称《别论》）。陈氏的《别论》凡四卷，分为四册，用十分工整的楷书写黄进呈。这本充满改革思想的新书于戊戌七月一日通过翰林院掌院学士呈递光绪皇帝。当时，翰林院的掌院学士是远近闻名的顽固派首领徐桐。徐氏字荫轩，正蓝旗汉军人，是一个主张“宁可4亡国，不可变法”的人物。他对陈鼎一向充满敌意，但是，迫于光绪帝在百日维新中颁布的各衙门要大开言路、对所属官员的上书要“随到随递，不准稽压”的上谕，徐桐也只好将《别论》以翰林院的名义代呈于御座之前。
    年青的光绪帝见到陈氏《别论》之后，深深被其中许多新颖论述所吸引，于是当机立断，颁布谕旨称：“翰林院奏，编修陈鼎进呈《校邠庐抗议别论》四十八篇，据呈代奏一折，该编修所著论说，其中有无可采之处，著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王大臣，悉心阅看，妥议具奏。”[13]非但如此，光绪帝还下令陈鼎再将《别论》誊写10部，交翰林院代呈[14]。
    三、惊世骇俗的改革建议
    按照清廷惯例，只有臣工所递的奏折内容非常重要，皇帝才命令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大臣共同研究讨论，决定取舍。例如，戊戌正月，康有为呈递的《请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即《统筹全局折》，光绪帝曾三令五申命军机大臣与总理衙门大臣“妥议具奏”。陈鼎的《别论》非但交军机处与总理衙门妥议，甚至要再次誊写进呈，“由翰林院咨送军机处，以备呈览，毋庸由翰林院具折”[15]。这本书何以如此重要，引起清廷的高度重视？
    首先，《别论》以鲜明的态度，痛斥守旧派，强调向西方学习、更张旧法是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该书之序言称：“日本以咸丰甲寅始变法，至于光绪甲午前后方四十年，而朝鲜之役，我乃割地输币以和，一时贤士大夫自知其学弗竟也，于是，变法议起。而大臣之中，迂谬狭隘者多，既以其所不知，岸然阻之于上；小臣之承迎意指自便身图者，又复一唱百和，附之于下，遂使良法美意，多所湮塞，不能以时举。皇上洞见情伪，乃有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之旨（按，指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光绪颁布的《明定国是诏》）。两月以来，嫉技违彦村学鄙夫之流，犹复执其制梃以达之空谈，竟欲以假借仁义之文，凑合波磔之字，与天地终古也，岂非冯桂芬之罪人哉？”[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