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日维新开始后的两个多月，陈氏目睹守旧势力依然是麻木不仁，无动于衷，气焰嚣张地阻挠新法，他痛心疾首，焦急异常。他反复论说“法久既玩，事久则变”[17]是世间不可抗衡的规律。而“一二老臣，凡百君子，处此迫不及待之日，不知急求自强之法，而独于守旧变法之是争，此真可痛哭流涕者也”[18]。在当时京官中，很少有人能像陈鼎这样对变法事业有如此强烈的紧迫感与责任感。
    其次，《别论》强调以君权变法。陈鼎认为，中国之民智未开，只有皇帝的锐意图治，更张旧法，才是变法成功的保证。他说：“皇上于群言杂沓之时，新旧纷纭之顷，毅然独行其是，岂非天下万世之福哉？然后知甲午至今，四海之内所以能危而复安者，皆九重之精神，有以弥纶之也。至于富国强兵，安内靖外之说，冯桂芬书中所宜行者，皇上于孙家鼐未进书之前，早已次第行之矣，中国之兴，盖可拭目而俟，此臣所以欢欣鼓舞，不能自已者也。”[19]
    陈氏论说充满了天真幻想和书呆子气。诚然，光绪帝力主“兼采西法”，通达西人政学，且有“变法之心”，“救中国之勇”，但是，陈氏忘记了他头上还有慈禧，慈禧周围还有为数众多的守旧诸臣。即使在变法高潮中，这些人“谣谤纷纭”，不止攻击康有为，且多直诋圣上者，以至“胥动浮言，使小民摇惑惊恐；山谷扶杖之民，有不获闻新政者”[20]。因此，陈鼎的“欢欣鼓舞”未免有些高兴得过早。由于缺乏清醒的头脑，陈鼎过于乐观地估计形势，和盘托出了他的改革计划，这也就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祸根。
    再次，《别论》提出一系列改革内政外交的重要建议，其言辞激烈，别出心裁，急于求成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
    陈鼎著《别论》大体上仿照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所列纲目，篇目稍有增加，分为四十八篇，大胆详细地提出了改革意见。其内容广泛，诸如采西学、制洋器、善驭夷、重专对、公黜陟、汰冗员、免回避、厚养廉、许自陈、复乡职等等，既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也包括了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善驭夷论”一篇中提出的大胆建议，在有清一代几乎可称为绝无仅有的篇章。
    《别论》多次强调，魏源所谓师夷长技，时哉，不可失矣。但就中国目前而论，须按“赵武灵王用胡服胜胡之说，急为变通之谋，使至孱极弱之亚洲，忽然傅于至强极盛之欧洲，而后可成以夷攻夷，以夷款夷之策也”[21]。
    为实现赶超欧美列强的目标，陈鼎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变通之策，认为是自强的当务之急。
    其一曰变服装。陈氏认为，中国人把西方人称作“鬼子”，并非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的衣服奇异而产生一种畏惧心理，正如“一孩提之童，见一不熟习之客，反走不顾者，有矣，然固不如见一西人啼之甚也。中人之鬼，西人也。”中国人向来惧怕“鬼”，故一与“鬼”接仗，便败下阵来。假若中国人亦改穿西服，“则自顾与之等，无所容其畏矣”[22]。陈鼎的看法，在今人看来，未免有些幼稚，但在清朝末年，却不失为大胆的建议。许多维新派人士，都认为中国流传的服装，应该改一改。康有为曾指出：“且夫立国之得失，在乎法治，在乎人心，诚不在乎服制也。然以数千年一统儒缓之中国，褒衣博带，长裾雅步，而施之万国竞争之世，亦犹佩玉鸣琚，以走趋救火也，诚非所宜矣。”[23]康有为还草拟了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但因为易服改元，一向为守旧派所反对，故康折虽拟而未敢上，陈鼎则直陈君王之前，要求中国改换宽衣博袖之旧装，难怪招致守旧派的忌恨。
    其二曰合宗教。陈鼎的这条建议，涉及到宗教信仰问题。他认为地球上信仰基督教的有2/3，而信仰儒教的只有中国人。基督教的教义是“以祸福之说惑愚民而无绝伦灭俗之事，且又时缘饰中国之经术，以文其浅陋之处，更能实行其爱力，以胜我假仁假义之伪儒，故其教之根柢虽不正，其创教之人虽不圣，而自此以后且有日盛一日之规”[24]。因此，陈鼎认为不应使中西两教相仇相杀，而应使彼此融合。他并且提出两教融合的具体办法。即“自今日始，列基督教于祀典之内，使地方官于朔、望日视同释教，一体拈香。而彼中教士，亦令于朔、望日谒我文庙，随同地方官一体行礼。如是，则天下士民自当日释其仇教之心，而彼之邪教虽行于中国，我之正教或亦可行于彼国也。此通教之说也。”[25]面对全国各地接连不断的反洋教运动，许多有志之士都在想方设法消弭教案。因为每发生一起教案，列强便借端勒索，甚至不惜动用武力，进行恐吓，“一星之火，可以燎原，则皇上忧劳，大臣奔走，土地割削，举国震骇”[26]。康有为企图用振兴孔教、商定教案法律的办法解决教案危机，陈鼎则设想用通教之法来弥合宗教矛盾。他们的计划充满了幻想，很多地方不切实际，却反映了晚清改革派人士的善良愿望。
    其三曰通语言文字。语言是人们沟通思想、联络感情的工具，中西的隔阂，首先是语言造成的。陈鼎作了一个比喻，福建方言极为难懂，他省人遇之，几乎与“遇西人同”，故闽省人与他省人每格格不入。忽然有一操闽语者厕其中，福建之人且刮目相待，其殷勤之意，或更胜于同省之人。“此即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理也”。陈氏认为，如果中国读书之人，尽学各国之语言文字，“庶几与西人相处，一如福人之闻福语也，其又何至动辄为难哉？”[27]陈鼎关于通语言文字的建议颇具新意，只是当时难以实行。
    其四曰通婚姻。陈鼎把通婚姻作为一个加强中西沟通，中西融合的手段。他认为自中西通商以来，西人源源来华，或传教，或经商，人数众多，无所不在，“我之虚实，彼固无所不知者，而我于彼事则多懵焉。此又何能不败耶？”[28]因而，陈鼎提出一个十分新奇的建议，即中西通婚。他解释说：如果能使中外互通婚姻，那么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会日益加深，“则彼之虚实，我且渐以得知也”。他还觉得，这件事非同一般，因此他郑重建议“行之自大臣始”[29]，以为表率，逐步提倡。建议中西通婚，陈鼎大概是中国官员中的首倡者。尽管在此之前已有在外华人与西人通婚之先例，但在国内提倡其事，对一般官员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陈氏为何出此奇策，他有自已的解释：“凡此皆不得已而为之计也。北洋之险要，已为英、德、俄所据矣；东三省之津梁，已为俄人所通矣；长江之锁钥，已为英人所启矣；广东之咽喉，已为英、法所吭矣；闽浙之波涛，已为日本所逼矣。我以至孱极弱之力，抗此至强极盛五国之锋，方且欲为自强之谋，以彼之寻衅于我者，反而加之于彼，渐以其行兼弱攻昧，取乱侮亡之策焉，我不有以合之，其何足以分之，使不协而谋我哉？……故不得已而出此变通四术之末策也。”[30]
    显然，陈鼎想用中西沟通、中西融合的办法来解救迫在眉睫的民族危亡，其用心可谓良苦。中国近代多灾多难，欧美列强登堂入室，任意宰割。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危机日益刺激、煎熬着改革派人士，于是，他们设想出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希望借此来缓和民族危机，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尽管他们的改革方案存在许多缺陷，甚至包含荒谬的建议。然而，他们的大胆革新、锐意图进的精神则是值得肯定的。
    四、悲惨的结局
    陈鼎在《别论》中提出许多富有新意的改革建议，应该说是相当勇敢的，但是在封建君权面前他却表现得十分怯懦，他在《别论》的序言中曾公开表示：“冯桂芬之议，固自有不可行者。中国之人急私斗而怯公战，怀私惠而昧公义。民政之说方嚣然其不靖，而泰西用人之柄，又实不操之于下，则一切公举之议宜慎也。”[31]
    陈鼎对西方的议院与民主选举并没有多少深入了解，却视之为洪水猛兽，加以反对，他公然宣称：“至于公举之事，非特其弊百出，更将为民政议院之先声。夫民不可虐，而亦不可授以权者也。议院可了小事，而不可办大事者也。泰西各国，分教分党，动辄称戈，牋杀君父，不以为悖；涂炭生民，不以为怪，岂非权为民夺之过哉？且法国以议院之议，与普战而几亡其国，俾士麦散议院以专君权，遂强普而霸日尔曼诸邦。瑞典、挪威不以有议院而广其土地，俄国不以无议院而损其威名，议院又何益于国耶！”[32]
    由上述议论可明显看出，陈鼎对西方议院的产生方式、功能与作用了解得十分肤浅，甚至有许多误解，然而，他却起劲地反对议院，反对民权，仿佛在神州土地上稍稍刮点民权之风，天就会塌下来。而且，不仅仅陈鼎一人持这种观点，其余所有参与签注《校邠庐抗议》的大小官僚，包括那些拥护变法、与康有为关系密切的改革派人士徐致靖、杨深秀、宋伯鲁等人，也都认为“变法之初，决不可用”民权与议院[33]。这真是一种可悲的历史现象。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已刊出三十多年了，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像谭嗣同那样敢于提出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冲决利禄之网罗，发出“彼君之不善，人人得而戮之”[34]的呐喊以外，晚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无不对君权顶礼膜拜。知识分子的思想尚且如此，其它农、工、商阶层对君权的态度更不遑论及了。
    作为19世纪末年翰林院中颇具特色的代表人物陈鼎，由于对议院、民权的批评，使得他精心撰写的《别论》失色不少。尽管他在君臣关系上恪守旧说，不敢越雷池一步，但是，封建王朝并没有因此而稍稍减轻对他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