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海军、海防状况受着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其中湘淮派系因素是颇为直接和重要的一个方面。它实质上是当时的集团政治因素在军事近代化进程中的一种反映。
    湘系和淮系集团，是在晚清时期存在时间最久、发展规模最大、社会影响最巨的两派军政势力，在相当长时间和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晚清的军政格局。就两者的关系而言，笔者认为可以用“同源异流”来概括。所谓“同源”，是指两者由基本相同的宏观社会条件和历史契机所造就，并相应有着某些共同的群体要素和社会功能；所谓“异流”，是指两者“基因”上也有着若干差别，特别是发展趋向更呈明显不同，因而对晚清社会的影响也就不尽一致[①]。两派系这种“同源异流”的基本关系，反映在对晚清海军、海防状况的影响上，相应也就表现为既有相互结合、共同发挥一致性作用的一面，又有相互排斥、分离而产生消耗性或特异性作用的一面。这两个方面三种不同的作用力，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和不同的具体事端上，其主次强弱又是不一样的，这与湘淮系实力相对消长的变局以及某一时候、某一场合下两派系的特定状况有着密切关联。
    从群体特征方面看，湘淮系集团又都不是有着严格组织规范的群体，而是具有政缘性和地缘性双重要素的军政势力的集合，它们分别是以由湘、淮军将帅起家的湘、皖籍要员为核心层，另外也包括一些非湘、皖籍但参与该派系集团的活动，有着共同派系利益的人物。其群体结构复杂而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这也必然在对晚清海军、海防的制约和影响方面有所反映。
    纵观晚清海军、海防建设的发展演变历程，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关于国防问题的大讨论发起前夕为第一阶段，从国防问题的大讨论开始到中法战争时期为第二阶段，从中法战争后到中日甲午战争时期为第三阶段，从甲午战争后到清朝灭亡为第四阶段。而湘淮派系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主要是在前三个阶段。因为甲午战争以后，所谓湘淮派系集团已基本解体，起码已失去先前的典型形态。下面就循着阶段性演变的纵向线索，对有关情势略作考察。
    一
    在上言第一阶段当中，湘淮派系因素的作用力，主要表现为共同促使海军筹建的正式发轫，而代表性成果是由湘系人物左宗棠和沈葆祯缔造。晚清海军从这筹建伊始就显示出非常轨性。
    我们知道，虽然早在湘淮系势力产生以前，震惊于外国侵略者借以肆虐中国的坚船利炮，而喊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林则徐、魏源辈，即已产生了建立不同于旧有水师的新式海军的初步意愿，甚至进行了某些尝试，但终究思想上还处于朦胧状态，实践上更没有什么效果。筹建近代海军的正式发轫之局，倒是成于以适应清王朝镇压国内人民革命需要为直接产生契机的湘淮系势力手下。湘淮系领袖们在60年代初“借师助剿”的过程中，通过与外国侵略势力的实际接触，得以将清朝军队与“洋兵”和“内寇”进行双重比较，同时，也受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朝方面失败、外患日益严重的现实刺激，遂切实体察到清朝军队的陈腐落后，要求改进。这方面，以淮系领袖李鸿章的认识最具代表性。他说：“盱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②]而其为“自强”所要“变易兵制”的具体设计中，即把建立新式海军作为要端之一，有言：“海口各项，艇船师船概行屏逐，仿立外国船厂，求购西洋机器，先制夹板火轮，次及巨炮兵船，然后水路可恃。”[③]可见，在以湘淮系领袖为主导发起的洋务运动初期，就把建立新式海军作为洋务筹划中的重要内容，并且其长远立意一开始就是在“御外侮”上。
    从实践看，同治初年，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就曾试造出“黄鹄”号小轮，开中国自造轮船的先河，但不得其法，该轮行驶迟缓，不能实用。此后由李鸿章主导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也陆续造出数艘轮船，但未能组队成军。晚清海军筹建实践的发端，当以湘系要员左宗棠创办（后由沈葆祯主持经营）福州船政局（简称闽局）为标志，昔人或言“是为中国海军萌芽之始”[④]。该局于1866年（同治五年）成立，从1869年（同治八年）所造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到1874年（同治十三年），该局共造出舰船15艘，除“镇海”号、“湄云”号分别拔驻北洋的天津、牛庄，“镜海”号拔归招商局驾驶外，其余皆分防闽海诸地[⑤]。可见，此期闽局所造舰船，主要是用于就地驻防。早在1870年（同治九年），经沈葆祯奏准，就设置了“轮船统领”，由湘军官弁出身的李成谋担任此职。次年又制定和颁行专门规章（《轮船出洋训练章程》和《轮船营规》）。这支舰队虽说规模和质量都很有限，不具备远海作战能力，从体制、章法的诸多环节上也是因袭旧有水师，但它仍应算作晚清第一支海军（当然从严格意义上不够近代海军的成军标准）。闽局还设有船政学堂，它作为晚清第一所海军学校，在培养海军需要的新型人材方面亦为先路前驱。造船、以船组队成军、培训所需人材，环环相扣，形成以闽局为依托、以舰队为军事组织实体、以闽海疆为主要防区的一个整体系统。这已是晚清海军建设第一阶段中的最大成果。所以，左宗棠、沈葆祯有资格作为此期海军建设的主导人物。
    左宗棠作为靠湘军起家的湘籍人士，属湘系要员自不待言。沈葆祯则是闽人而非湘籍。但他曾在曾国藩麾下管理湘军营务，后由曾国藩推荐出任江西巡抚，跻身疆吏大员之列。后又由左宗棠推荐任福建船政大臣。因此，他当列属湘系群体，但又非湘籍核心层要员。从他与曾、左的关系看，虽然最先是依恃曾国藩起家，但后来两人间多有磨擦，而在主政闽局期间，与左宗棠的关系相对协调。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间刚刚奏准在闽设局造船，便奉调任陕甘总督之命，是他亲自物色、推荐沈葆祯主理局务，而自己到西北后仍遥相过问，向清廷奏报有关重要情事，仍常由他领衔。左、沈二人虽然相隔数千里之遥，但随时声气相通，相互配合得比较默契。沈葆祯凭借闽地本乡人士的优越条件，站在湘系立场上，力抗异己势力的干扰，对维护和发展闽局起了前锋作用。左宗棠调赴陕甘，接任闽浙总督的吴棠极力诋毁闽局，必欲坏之而后快，扬言：“船政未必成，虽成亦何益！”[⑥]以他为后台的一些顽固官绅、文痞也大力散布流言蜚语。吴棠则借端发难，对船政局的一些人员立案问罪，进行迫害。沈葆祯倚实力雄厚的湘系集团为后盾，针锋相对地进行抵制、抗争，争得主动。而吴棠在闽督任上仅年余也就离去。
    湘系大员创立、经营的闽局得以维持和发展，成为晚清第一支海军的摇篮。这又表明晚清海军从一开始就带有它的非常轨性。具体说来，它并不是由国家最高决策集团，根据国防战略全局的需要，来主动决策组建的海防武装力量，而是由新崛起的湘系地方实力派人物，一手搞出的一项水到渠成的“洋务”成果。而这种特殊的成军契机和途径，利弊同具。
    从当时清朝最高统治集团的状况看，除了奕欣等少数洋务派人士思想和见识尚稍能适时趋新之外，大多为昏庸懵懂之辈，他们昧于时势，不知海军为何物，与怀有明确战略意图、自觉主动地建设发展海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政者相比，简直不能同日而语，要寄希望于他们来主动决策建立和发展海军，无异于缘木求鱼。在这种情况下，由左宗棠辈洋务大员来主动筹议和具体实施船政和海军建设，以不可逆转的力量促使清廷认可并给以必要的政策支持，这似乎是当时中国海军建设起步的必由之路。对于当时条件下的中国来说，此局未尝不是一幸。并且，当时有关大员已具备一定水平的战略识见。譬如左宗棠，在酝酿创建闽局之初，就曾向清廷陈述说，“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从广东到东北，“大海环其三面，江河以外，万水朝宗”，“有事之时，以之筹调发，则百粤之旅可集三韩，以之筹转输，则七省之储可通一水”，故应大力发展水师，俟福州船政局“机器既备，成一船之轮机，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可以布置沿海各省，遥卫津沽”[⑦]。这就是说，要以福州船政局为基地，以其生产的船舰来不断扩充海军，拓广防地，并且造成沿海各省区及水域的相互援应配合之势，并且特别强调要保卫京师门户。这在当时已属比较高远之见。
    另一方面，由特殊契机和途径产生的中国近代海军，又从一开始就不免带上一定程度的派系私属性、地域自守性和战略局限性。派系私属性和地域自守性是军阀武装的显著特点。湘、淮系虽然还都不是具有典型形态的近代军阀集团，但它们无疑是近代军阀的胚胎甚至雏型，带着近代军阀的基因，这不免遗传、影响到由其缔造的海军身上。当然，应该注意到，由于湘系要员左宗棠在福建水师成军前已移督中国大西北的陕甘地区，而主持船政的沈葆祯非湘籍要员的身份，决定了他不可能有湘籍要员那样强的专断和控制力，也不能完全包揽督抚的海防职权。由诸多因素制约，使得福建水师与湘系大员们直接统领的湘军营伍又有较大不同，特别是私属性要相对薄弱些。至于战略局限性，是指在海军建设上，缺乏从海防乃至国防全局来认识问题、进行筹谋的主旨。诚然，如上已论及的，像左宗棠就已经表述过含有一定战略识见的设想，但再深究一层，与其说它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性设计蓝图，不如说是为诱使清廷批准设局的策略性说词。其理想化成分、鼓动性因素，远超过现实可行性。直到70年代中期国防问题大讨论开始之前，海军、海防问题似还谈不上纳入国防战略全局来认真和富有成效地研究过，这与船政和海军建设从一开始就主要限于派系地方性经营的狭隘局面不无关系。
    二
    在晚清海军、海防建设的第二个阶段，湘淮派系因素呈颇为复杂的状况。一方面，两个派系的实力已经发生明显的相对消长变化。在上述第一个阶段之初，淮系刚刚从湘系分化出来独立山头不久，实力不抵湘系。经过平捻之役，以1870年李鸿章取代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并且又兼任北洋大臣为标志，淮系地位超过湘系。1872年（同治十一年），作为湘系第一领袖的曾国藩故去，本来就呈多头并立状态的湘系此后更形分散。另一方面，不论是湘系还是淮系，因其有关人员职位责权、身分地位、所处环境等各种因素的变化，都不断发生或隐或显的分化改组。这些都直接间接地关涉海军、海防事局。
    由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本侵台事件激发海防议兴，进而引起清朝统治集团关于国防问题的大讨论，发生所谓“海防、塞防之争”。这是关涉湘淮派系因素的一大要端。参加这场关于国防问题大讨论的人员虽然比较广泛，但其要角是湘淮系的有关督抚大员。而李鸿章和左宗棠尤为两相争持的代表性人物。把塞防海防之争完全对应归结为湘、淮的派系之争，固然有悖客观事实，但它又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受派系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认识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把派系因素简单化地视为一湘一淮阵线绝对分明的森严对垒，而应作具体分析。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在湘系中成为实力最强的人物。他作为陕甘总督，对新疆地区遭受侵略、国土丧失之局自不能持袖手旁观的态度，主张用兵收复新疆，不论是对于民族利益还是他个人职守来说都是理所应当、义不容辞的事情。并不是这位湘系大员对西北塞防有着特殊的偏重之念，实在是客观情势和自身职责使然。这与他闽浙总督任间甚至到西北后还着意筹办东南海防的事实联系起来，便会看得更加明晰。事实上这时他对加强海防的必要性也并不否认，在这一点上他与个别无视海防只重塞防的人并不一样（尽管若辈是站在支持左氏的立场上）。“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⑧]，这是左宗棠十分明确的基本观点。只不过职守要求他负责塞防一头，因此他的心力也就不能不更多地用于塞防。而在日军侵台时就受命为钦差大臣，以台湾等地防务为专责的沈葆祯，也同样是因为职守原因，则更多地关注海防，成为海防论的积极参议者。左、沈这两位在湘系群体中所居地位不同、昔日联袂合手开中国近代船政与海军先河的人物，此时虽然对国防战略问题的认识，宏旨仍有相通之处，如沈葆祯也不反对兼顾塞防，并且明确表示反对放弃新疆，曾奏称“谓西征可停，则臣又断断以为不可”[⑨]，但各自的关注点、侧重点已不相同，从而影响到两人之间的关系，颇有分道扬镳的势头（具体情况俟下文论及）。属于湘系的其他一些大员，如西江总督李宗羲、浙江巡抚杨昌浚、江西巡抚刘坤一等，也都强调海防为第一要务，主张优先筹办海防，与沈葆祯的意见基本一致。很明显，这也主要是因为他们同处于东南省区。而力持塞防论的湖南巡抚王文韶、山东巡抚丁宝桢等人，则本非湘系人物，而其任职是在内陆省份。可见，并不是湘系人物此时都是塞防论者，反而大多是海防论者。
    再看淮系的情况。李鸿章是力持唯海防论的。这中间，既有他比其他任何人对“变局”体察的深切和应变反应的及时，也有他超过海防论者同道中任何人走向极端的偏执。“历代备边，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变，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⑩]这是李鸿章在其著名的《筹议海防折》中发出的急切呼吁。表明李鸿章意识到，东南万里海疆成为列强入侵为患的广阔门户，数千年来中国以海洋为屏蔽、为大防的情势不复存在，因而国防战略重点也应由传统的西北塞防转移到东南海防。这无疑是他关乎国防战略认识的高明、卓越之处。但是，他又置新疆业已遭受侵略、疆土有失的严峻现实于不顾，置海防、塞防同属国防有机整体、须统筹兼顾的情形于不顾，几乎片面地把海防强调到国防唯一内容的地步，竟持放弃新疆无碍论，说什么“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11）。这显然又是非常错误的。塞防论者中个别人的“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则各国必不构衅于东南”（12）之见固然迂腐，但认为新疆边远荒僻之地，失之无足可惜，失之无碍大局，岂不更加荒唐！当时即使李鸿章的胞兄李瀚章（任湖广总督）也不赞同罢兵西北，持论“东南防务固宜认真图谋，西北征军尤贵及时清理”（13）。所谓“清理”，是指为使其军更加精壮的裁汰整顿而已。更有迹象表明，有的淮系大员，如刘秉璋（由江西布政使升任巡抚）在关于国防问题的大讨论中就公然站在李鸿章的对立面。对其以海防为归宿的一系列洋务设计进行非难（14）。当时刘秉璋的观点透露出浓重的顽固守旧色调，并不值得称道，但有助于说明，当时李鸿章的唯海防论，在淮系内部也并非绝对地一唱百和，毫无异词。
    可见，分别偏重海防和塞防的营垒双方，在相当程度上打破了湘、淮的派系界限。在这种特定情势下，湘淮派系因素对海军、海防事局的主要影响在于：权位很高的淮系巨头李鸿章和当时湘系中实力最强支派的领袖左宗棠，分别注重海防和塞防，这在清政府权衡轻重，据以决策的天平上，是两颗最有分量的砝码，对其中任何一个都不能轻弃，否则平衡机制就会被打破，而清朝最高决策层是很重视尽量保持湘、淮平衡制约机制的。反映在最后决策上就是采取海防、塞防双管齐下的方针，先命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继而命李鸿章和新任两江总督沈葆祯分别督办北、南洋海防事宜。不管通过国防问题的大讨论，清王朝最高决策层在多大程度提高了战略识见水平，而对李、左的两议兼采，其中肯定包含着调和湘、淮矛盾，取折衷办法的因素。无论如何，其海塞兼顾的决策本身原则上又是正确的。左宗棠用兵新疆卒以取胜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军事举措的现实可行性。而与此同时，也为海军、海防建设开创新的局面提供了契机。
    北李、南沈为海防两帅，从湘、淮派系关系的角度来看，由事实上北重南轻的不平衡，又造成了微妙的和谐。本来，清政府的权贵人物文祥有意让左宗棠兼操南洋海防帅符。李鸿章生怕如此更造成南北洋的直接对立，便以左宗棠“坐镇西陲似难兼营海澨”为由，推荐亦可为左宗棠接受的沈葆祯督帅南洋，说其人“于船务颇知梗概，而于不顺手之事肝气偏急，或议其不能和衷者，究不失为光明伟俊之君子也”（15）。终于促成由沈氏督帅南洋之局。从人际关系方面看，李与沈不像李与左之间有颇深宿怨，并且同为丁未（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有着同年之谊。从派系关系方面着眼，沈葆祯以属于湘系而又非湘籍要员的特殊身份，这时既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维护湘系南洋基地的作用，又与北洋李淮之间保持了比较协调的关系。在沈氏受命赴台操办防务时，李鸿章就从驻防江苏的淮军中拨十三营随往应援（16），造成一种湘淮结合的特殊局面。沈氏被擢任江督坐镇南洋之后，则颇有亲淮的表示。原福州船政大臣之职，荐举丁日昌担任，称其“果毅英明，不避嫌怨，近讲求洋务，罕出其右者”。并特别指出“天津与福建，虽远隔数千里，而海道五六日可通，船政如得其人，南北洋均借以联气脉”（17）。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丁日昌“出任船政与闽抚，虽由于沈葆祯之奏请，实源于李鸿章之安排”（18）。事前李鸿章确曾向沈葆祯作过这方面的示意，事成则颇期望于“以后（福建）船政与南北洋一气呼应”（19）。应该注意到丁日昌之于湘淮关系的特别身份和态度表现。此人为广东籍，先前做过曾国藩的幕僚，后转归李鸿章门下起家，故当属非皖籍要员的淮系集团人士。多年间，在海防和更为广泛的洋务事项的筹议上，丁日昌建策颇多，与李鸿章配合相当密切，海防议中更是能与李鸿章“一鼻孔出气”（20），大为李鸿章所称赏和器重。但丁日昌到闽任职后，却向湘系方面频送秋波，对李鸿章则有拂意和疏远的迹象。李鸿章对此颇为敏感，故转而对丁日昌亦有责言，曾对人说：“雨生（丁日昌字）所以待鄙人者如此，其处僚友上下之间，一味任性凌人，概可想见。”（21），丁日昌在淮系的身分特征和态度变化，与沈葆祯在湘系的情况恰相类似，是当时派系分化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