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类是阿谀逢承，甘作奴仆的无耻士大夫。
    从“绍兴和议”签订之后，到绍兴二十五年十月秦桧病死期间，在南宋朝廷中先后任过执政的，除秦熺外，共有王次翁、张俊、何铸、万俟、孟忠厚、程克俊、楼炤、李文会、杨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尧弼、巫伋、章复、宋朴、史才、魏师逊、施钜、郑仲熊、汤思退、董德元等24人。他们中，除了孟忠厚是外戚、何铸因出使金朝而由高宗亲加提升以外，其余几乎全是甘心做秦桧党羽而受桧拔擢的无耻之徒。王次翁、张俊、万俟辈姑且不论，即如程克俊，他一直媚事秦桧，秉承其意志行事，主和议、攻赵鼎皆不遗余力。绍兴十二年他出任省试知贡举和御试参详官时，因录取秦熺为进士第一人（按：时秦熺已官右通直郎，故唱名时退为第二人），秦桧作为回报，当年就荐引他为签书枢密院事。又如李文会，他在任台官时，专以秦桧的鹰犬自任，“闻桧所不乐者，上章弹击，惟恐后时”[5]，从而深得秦桧的好感。再如绍兴二十四年科举，秦桧让自己的心腹御史丞魏师逊、礼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汤思退、右正言郑仲熊同知贡举，以吏部郎中沈虚中、监察御史董德元等为参详官。魏师逊等人获悉秦埙也赴考时，不禁弹冠相庆，以为“吾曹可以富贵矣”[6]，遂定秦埙为第一人（按：唱名时被高宗退为第三人）。榜未出，他们就派吏人从墙上爬出去向秦熺报喜。不久，魏师逊、郑仲熊、汤思退、董德元等人果然先后被除为参知政事。至于在二制、言官这类朝廷重臣和地方长吏中，秦桧的党羽更是多得不计其数。
    第四类是对秦桧邀恩固宠有用的外戚和宠臣。
    秦桧深知，宋高宗是一个猜疑心极强的君主，虽然力排众议、坚持对金和议这件大事已将他们两人的命运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但明目张胆地结党营私，仍然会引起高宗的反感，造成对自己不利的局面。因此，秦桧就千方百计地勾结高宗身边的宠臣，特别是医官王继先和外戚吴益二人，通过他们随时窥测宫中动向，并对高宗施加影响，以达到其邀恩固宠、结党擅权的目的。王继先原是开封人，世代行医为业，自建炎以来，以医术得幸，身任高宗、韦太后侍医达30年之久。此人奸黠善佞，凭借高宗母子的宠信，“通关节，肆诛求，强夺妇女，浸渔财利”，是一个挟持权势，请托无厌，贪污中饱，富甲一方的卑鄙龌龊之徒，其权势之盛，“冠绝人臣”，“诸大帅承顺下风”，“与秦桧相”。吴益是高宗皇后吴氏之弟，建炎末，以恩补官，累官至保康军节度使、太尉、开府仪同三司，也是一个权势灼手可热的人物。绍兴十八年，秦桧为了勾结这两个人，不惜让妻子王氏与王继恩结成义兄妹，尔后，又将秦熺长女嫁给吴益为妻。每当秦桧欲给自己的宗族或妻党升官时，必先奏请升迁王继先和吴益宗族的官职，“故继先及中宫亦请升迁秦氏、王氏之官职”[7]，用心可谓良苦。
    尽管秦桧从朝廷上下到宫中内外，都有了自己的死党和心腹，且人数众多，势力庞大，但他仍然非常担心有人与他争夺相位。因此，除了吴益、王继先一类按宋朝规定不允许出任宰执的人以外，秦桧对其他官员，即便是对自己卑躬屈膝、言听计从的党羽和心腹，也严加防范，不予信任，不让久任，以防止形成能与他分庭抗礼的势力。
    秦桧通过以上措施和阴谋手段，终于把朝政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二、宋高宗、秦桧集团专制腐朽的统治
    秦桧第二次为相时间长达17年之久，期间，他并没有利用绍兴和议签订以后所获得的喘息机会，辅佐高宗，励精图治，一雪靖康之耻，而是君臣沆瀣一气，坚持奉行对金屈辱投降的路线，变本加厉地实行专制腐朽的统治。
    秦桧当政后，为了排除异己，也为了讨好以宋高宗、韦太后为首的皇室集团，使用了一系列卑劣的手段。
    一是安插党羽进入台谏，控制台谏部门，让台谏成为迫害他人的工具。只要秦桧对某一官员表示不满，台谏官就赶快去罗织罪名，弹劾某一官员。二是鼓励告密，搞特务统治。高宗和秦桧各自心怀鬼胎，深知自己倒行逆施的做法不得人心，便大开告密之风，企图以高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一些无耻之徒则不惜偷开他人箱箧，偷看书信，抄摘诗文进行告密，以此获取美官，从而在朝廷上下造成了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三是一改宋代士大夫比较宽松的撰述环境，严禁私史，大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
    当然，秦桧把打击他人的矛头，首先对准了那些反对和议，主张收复北方失地的官员。
    张浚曾荐引秦桧为相，后与秦桧产生了矛盾，对秦桧的议和活动反对尤为激烈，宋金和议成，张浚仍上疏反对，因此被赶往广南居住。吏部尚书李光有吏才，得清望，在签订绍兴和议的过程中，秦桧想借助其声望，与自己一起押榜，以平息异议，故荐他为参知政事。后来，李光对宋金和议产生了怀疑，认为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主张加强战备，并在高宗面前指斥秦桧撤淮南守备，夺诸将兵权的做法是“怀奸误国”，遂被秦桧视作眼中钉，非要将他置于死地而后快。于是，秦桧先将李光罢为祠官，接着以“怨望”罪，将他贬斥到广南安置。十余年后，秦桧还指使党羽，诬李光“讥讪朝政”，继续对他进行迫害。
    再如洪皓，建炎三年（1129）充“大金国通问使”，被金人扣留，15年不得归国。在金朝，洪皓十分留心那里的政治、军事情况，多次向宋廷密报，高宗因此嘉奖他“身陷敌区，乃心王室，忠孝之节，久而不渝”[8]，是一个“虽苏武不能过”的忠臣。可是，当绍兴十三年洪皓回到临安不久，对朝廷安于现状，一味向金人屈服，“无中原意”的所作所为提出批评后，立即遭到秦桧的嫉恨，故只授了他一个毫无实权的官职--提举万寿观兼权直学士院。接着，秦桧以“皓不省母”为由，命他出知饶州。翌年，又将他罢为提举江州太平观。不久，再以“作欺世飞语”[9]之罪，送洪皓往广南安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