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桧死后的南宋政局
    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权相秦桧病死，而高宗对此的态度则是十分复杂和矛盾的。
    一方面，他对秦桧之死表示惋惜。因为秦桧是他坚持对金屈辱投降的主谋和心腹，也是一个镇压抗战派最凶狠、最得力的助手。高宗害怕秦桧之死会动摇宋金和议，威胁到刚刚稳定下来的偏安政权。为此，他竭力表彰秦桧“力赞和议”的“功绩”，赠申王，谥“忠献”，还替他的神道碑题写了“决策元功，精忠全德”的额名[21]。绍兴二十六年三月，针对金朝猜疑和朝廷中一些人借反对秦桧而反对和议的舆论，高宗特别下诏严申：“讲和之策，断自朕志，故相秦桧，但能赞朕而已。近者无知之辈，鼓唱浮言以惑众听，至有伪撰诏命，召用旧臣，抗章公车，妄议边事，朕甚骇之。”[22]以此向群臣表明自己恪守秦桧所倡导的宋金和议和坚决抑制抗战派势力抬头的决心，并向金人送去了这一信息。
    另一方面，以往高宗对于秦桧父子及其党羽的嚣张气焰和长期把持朝政的情形虽然有所觉察，只是共同的利益暂时把这种矛盾掩盖了起来。可是，当秦桧一死，官员们纷纷起来揭发秦桧生前的种种罪行以后，使高宗进一步了解到秦桧一伙的不得人心。既然秦桧集团已经彻底失去了可以利用的价值，就要不失时机地进行“换马”。
    于是，善于玩弄权术，把握政治气候的高宗，一方面决心摈弃秦桧集团，另一方面又须启用那些赞成和议，但在与秦桧争权夺利的斗争中遭到排挤、打击的官员，让他们继续执行对金屈辱投降的路线。高宗的这种态度，表明了他在用人问题上将有大的变动，而在内外政策上仍将执行没有秦桧的秦桧路线。
    秦桧临死前，曾指使其党羽向高宗提出要求，希望让秦熺出任宰相，高宗不仅拒绝了这一要求，而且在秦桧垂死时，下诏命其父子两人一起致仕。秦桧一死，凡其子弟、姻亲和党羽相继以“招权市恩”、“擅作威福”、“赃污淫滥”、“取媚权贵”、“违法横敛”、“动摇国是”等罪名被罢免或黜逐。后来，又剥夺了秦桧之孙埙、曹寇等9人的科名，原来有官的人贬为右官，无官者一律驳放。不可一世的秦桧集团，一旦为主子所抛弃，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就迅速土崩瓦解了。
    不过，由于高宗和秦桧在对金和议和收兵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沆瀣一气，臭味相投，所以高宗对秦桧一家在生活上仍照顾有加。秦桧死时，高宗“面谕桧妻，许以保全其家”，故秦埙直到孝宗乾道年间，尚以侍郎在外宫观差遣，居住于建康府的豪华赐第，过着每年收取十万斛租米的悠闲生活[23]。
    参知政事董德元和汤思退原来都是秦桧的亲信，秦桧病重时，把他俩召至卧室，嘱以后事，各赠黄金一千两。董德元心想：若不受金，秦桧一定会怀疑我有二心，所以收下了；汤思退则想，秦桧此人猜疑心极重，如果受了金，它日病愈，一定会说：这是认定我必死无疑了！因此不敢接受。高宗知道后，以为汤思退不受金，且前次曾有诉“桧专权蒙蔽”的密奏[24]，不是秦桧死党，于是让他以参知政事兼知枢密院事，而将董德元罢为祠官。
    与此同时，高宗从外地“疾速”调回以前赞成和议的敷文阁直学士陈诚之、魏良臣及敷文阁待制沈该、直龙图阁汤鹏举等四人，一一委以重任。
    高宗虽然网罗了这些人进入最高权力中心，但对他们是否能坚决执行秦桧路线，仍然放心不下。为此，高宗于当年底召集魏良臣、沈该、汤思退三人，再次告诫说：“两国和议，秦桧中间主之甚坚，卿等皆预有力，今日尤协心一意，休兵息民，确守勿变，以为宗社无穷之庆。”[25]对此，魏良臣等当然心领神会，立刻将高宗这段话作为诏令颁行全国。为了进一步增强投降派的势力，高宗还把曾是秦桧死党，后被编管在外的万俟k23h413.jpg召至行在，次年三月除为参知政事。不久，沈该、万俟k23h413.jpg又分别升任左、右相。与此同时，为了表示从此不再用兵，南宋政府罢去了宰相兼领枢密使的做法，并命陈诚之充“贺大金上尊号使”，出使金朝，再次向金方表示高宗君臣继续遵守“绍兴和议”的所谓诚意。
    在内政方面，高宗除了接受了秦桧长期独相的教训，不断更换宰执大臣以外，完全继承了秦桧时期的腐朽政策，丝毫不作改变，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恶果。特别是在军事上，既然朝廷讳言抗金，将领们就乐得“享其富贵尊荣”，“朝游暮宴”，“孰肯环甲胄，冒锋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26]？他们既然无事可干，就以盘剥兵民为能事，正如翰林学士何溥在绍兴三十一年所指出的，“为将帅者，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拊摩之恩绝，市井之习成而训练之法坏”。致使“披坚执锐之士，化为行商坐贾者，不知其几”[27]。虽然南宋政府以财赋的十分之八用来养兵，可是经过层层的克扣，一般军士仍难以维持生存。以这样的军队来抵御外敌，当然没有不失败的。此外，由于赃吏横行，赋税苛重，使“市井萧索”，“民不堪命”[28]，整个社会也动荡不安。
    总之，“绍兴和议”签订以后的20年间，南宋不仅没有出现什么“中兴”局面，反而士气低落，军政腐败，阶级矛盾尖锐，最终一步步地走向衰落。在这种形势下，到绍兴三十一年夏天，随着完颜亮的南侵，南宋政权再度面临了一场巨大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