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士奇（1365～1440）、杨荣（1371～1440）、杨溥（1375～1446），合称"三杨"，是明初声名显赫的政治家。三人历事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特别在仁宣两朝，"天下建言章奏，皆三杨主之"。[①]在皇权至上，君臣疑忌加深的明王朝，三杨却能多年安居阁位，并能形成权势，施展其政治抱负，对"仁宣之治"形成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诚耐人寻味。探究其原委可以使我们对"仁宣之治"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一
    三杨生活时期，明代社会正经历着大的转化。
    首先是中枢政权机构由宰相制转向内阁制。明朝建立之初，统治机构基本上沿袭元朝，中央设有中书省，置左右丞相，是全国行政的最高机构。丞相不仅参与国家要务的决策，而且有权发号施令，直接指挥六部及其他部门的工作，成为皇帝之下的群臣总宰，既是皇帝理政的助手，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皇权随心所欲的行使。因此，朱元璋必欲废除相制而后快。他先是造舆论，说什么"历代丞相多擅权"。把秦、汉、唐、宋、元各朝的覆亡，归咎于丞相"专权乱政"[②]。继而实行各种措施，限制丞相的职权。洪武十三年借口左丞相胡惟庸谋反，诛杀胡党及功臣一万五千余人，乘机废除了中书省制度，罢除丞相官职，丞相所属权力收归皇帝独揽。历时千余年的丞相制度和历时七百多年的三省制度，遂宣告结束。终明清之世没有再设立丞相。
    明朝中枢机构的这种变化在中国封建政权体制发展历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反映了唐宋以来中央集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废相的消极后果亦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皇帝一人权大无边，连统治阶级内部一点点集思广益的好传统也抛得一干二净，一切惟皇帝之意是从，因而导致弊端百出，如黄宗羲所论，设置丞相原可以补救君主世袭制度的弊病，因皇位传子，而且必依立嫡的宗法原则，皇帝之子未必贤，端赖宰相传贤以为补救，废相之后，便没有任何补救的可能了[③]。客观上，兵、刑、钱、谷，政事庞杂，头绪纷繁。光是批答日常奏疏，就不是一个皇帝所能胜任，况"日总万机，安能事事尽善"[④]，即使是勤奋有为的明主，要独揽国政也力不从心。有鉴于此，朱元璋深感"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⑤]。为了协助皇帝处理国事，洪武十五年，朱元璋仿宋制从翰林院等文翰机关中选调官员加给殿阁大学士衔，执掌草拟诏谕，并备皇帝顾问，但"不得平章国事"[⑥]。成祖时，命翰林院侍读、编修、检讨等文学侍从官员入值文渊阁正式称为内阁，并参预机务。宣宗时期，为了便于阁臣行使职权，加强国家的统治效能，使六部中的重要大臣入阁兼大学士衔。至此，内阁遂成制度，构成明及明以后高度集权政治体制下一个特殊的政权组成部分。
    三杨生活时代的另一转化就是统治政策上由严转向宽。明朝建立以后，针对元末那种"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骚乱"[⑦]的局面，为强化皇帝的绝对权威，朱元璋采取以猛治国之策，数以万计地杀戮元勋宿将。在明初的一、二十年中开国功臣先后被诛尽杀绝，手段之残酷为历史上所罕见。他统治期间，臣下"稍有触犯，刀锯随之"[⑧]，"一不当则斥，一得罪则诛"，"无一日无过之人"[⑨]。有的大臣以谋反、不轨、越制被杀，有的则至死还不知身犯何罪。朱棣继承其父"以猛治国"的方针，靖难之变后，动用骇人听闻的酷刑对反对派进行镇压。方孝孺拒绝草诏，朱棣"令以刀抉其口，旁至二耳"；兵部尚书铁铉被"割其耳鼻，熟其肉，纳铉口中令啖之，仍被投入油锅"，[⑩]一时被屠戮者"达数万人"（11），朱元璋和朱棣实施严刑酷法，造成皇帝极端专制，朝臣惶恐不安，人人自危的局面。另外，统治者的严猛政策，也使阶级关系日趋紧张。在洪武中期，已出现"力役繁兴"，"赋敛过厚"，"民贫者多"（12）的情景。永乐时期，为迁都，大兴土木，其"工力浩大，费用不支，……是竭尽生民之膏髓，犹不足以供工作之用，由是财用匮乏，莫知所图"（13）；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14）使万国来朝，以显彬彬之盛治，六次派郑和下西洋，每次都装满了从民间和国库里征集来的各色丝绸、布匹、瓷器和金银等，去赏赐、去笼络各国统治者；又屡次南征北伐，穷兵黩武，为此"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战争、迁都、下西洋使国储亏空，财政不理，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君主制要求庞大的开支，这是毫无疑问的"（15）。而这庞大开支的来源，最后自然是落在已经很贫苦的人民身上，"捐税，这种君主得来的不义之财就是他们贫困的根源"（16）。明初，在沉重的赋役下挣扎着的人民频频发动起义。
    应该肯定：明初的制度和政策在许多方面较元末大有进步，明初的制度和政策的主流有着由乱入治的合理的历史过渡性质，它与当时的历史发展步伐基本上也是合拍的，但也无容讳言，这个制度和政策还并存着某些消极反动的东西，个别问题甚至还相当严重。因为任何封建王朝要维系其统治，必须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得民心，至少不受到人民和地主阶级不同集团的普遍反对；二是要有足够的财力和物力以豢养一大群国家官吏和军队。明王朝就是这样，从洪、永到仁、宣，经济得到较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日趋繁荣，中枢政局相对稳定，允称由乱入治。而同时洪永的严猛政治也造成了一些新的矛盾，如果继续实行严猛政治，必然使"百姓怨咨"，"国用虚竭"。倘若不及时调整政策以化解矛盾，社会将会重新陷于动荡之中。因此，仁宣当政时，致力于扭转政局，实行宽疏政策，采取了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关系，消除内乱，息兵养民，整顿吏治等一系列政治措施。
    转化中的明代社会正面临着一场人才危机。因为，第一，朱元璋、朱棣的屠杀及其所引起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使一些人对朝廷持不合作的态度，进而造成这一时期人才缺乏。朱元璋大肆屠杀的恶果已在靖难之变中充分体现出来，而朱棣在屠杀大部分文臣武将的同时，更阻遏了群臣虔服皇权的道路，冷却了百僚拱卫皇朝的热诚。在朱棣的淫威下，很多人不愿做官。如周是修，本是八品小官，燕师渡江后，即"留书其家，别其友江仲隆、解六绅、明光大、萧用通、杨士奇，且付后事，暮入应天府自经"（17）。方孝孺的好友台州人林石，"靖难"师起时在家闲居，幸免于难。永乐六年（1408），"岛夷讧海上，台被其毒"，当时官吏知他有才能，"请为闾里计"，协助民勇抵抗海寇。于是他"勉起视兵，督郡子弟剿平之"，后永乐表示要重用他，备加慰劳。林石却表示，"罪人逃死已久，藉令可仕，当与方孝孺同朝矣"，朱棣大怒，"命曳出劓之，竟死"（18）。象这样有经世之术之士因"湮没而名不彰者"是不胜枚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