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溥有才学见识，又性情淡泊，劲气内敛。以"雅操"使"天下引领望焉"（34）。永乐十二年（1414）闰九月，任东宫司经局洗马，做太子高炽的辅导。"太子尝读《汉书》，称张释之贤，溥曰：'释之诚贤，非文帝宽仁，未得行其志也'。采文帝事编类以献"。就这样，杨溥的思想、品学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高炽，并常使"太子大悦"（35），杨溥曾因太子之故系狱十年，在供食短缺，生命难保的情况下，仍在狱中发奋读书，"读经史数周"，可见他是个能刻苦学习、意志坚强的人。朱高炽即位，杨溥得释并被重用。此间杨溥密疏之事常合仁宗心意。仁宗因此赐给他彩币和钞一千贯，并对他说："览卿所奏，为国家计，诚合朕心！但望始终如一，知无不言，赞朕政治，以承天休，感卿忠恳，特用酬报，卿其领之"（36）。杨溥又以性格"恭谨"而著称，"每入朝，循墙而走。诸大臣论事争可否，或至违言。溥平心处之，诸大臣皆叹服"（37）。
    三杨各有不同的素养、经历、优长。尽管杨荣才高气傲，"论事激发，不能容人过"（38），但杨士奇却对人宽厚，能容人之短，杨溥对权势又无强烈欲望，在复杂的宦海生涯中，三杨能够互相扶持，形成一个关系融洽的整体力量。例如宣德五年（1430）六月，朱瞻基在文华殿屏去左右，召杨士奇密议，朱瞻基说：听张瑛言，杨荣蓄马很多！蓄马在当时是违禁的，朱瞻基说到这里面色大变，很恼怒地说："荣大负朕！"杨士奇对答说：杨荣多次跟随成祖北征，典兵马，所以与诸将相接，现在文渊阁臣中能够明悉边疆险易，熟知边将才干和深知敌情的还是数杨荣为第一。朱瞻基听杨士奇的回答后，收敛了怒容，笑着说："朕初即位，荣数短汝，非（蹇）义、（夏）原吉，汝去内阁久矣，汝顾为荣地耶！"杨士奇听到后立即顿首说："愿陛下以曲容臣者容荣，使改过！"（39）杨士奇为杨荣的过失做的恰如其分的解释，可算圆通得体。对同僚杨荣既未包庇，又不乘机报复，这样即应付了皇帝对自己的试探，也显示自己不忌嫉同僚的宽容胸襟。
    总之，三杨之才符合君主的需要，且能够融洽合作，各领风骚，由卑微之位佐中枢，亲近帝扉，跻登高位，为君主，特别是为仁宣所赞誉、信任和重用，形成一定的权力氛围。
    三
    与同时代的其他人相比，三杨有其特殊的经历。
    第一，久任阁职。三杨任阁臣的时间都很长。"杨士奇在内阁四十三年，虽其始不过为学士，然已预机务，后加至公孤，始终在枢地，不出内阁一步，古来所未有也。同时值内阁者，金幼孜三十年，杨荣三十七年，杨溥二十二年"（40）。久任阁臣，与皇帝"朝夕左右"、"机密重务悉预闻"（41）。由此而增加的依托感、信任感是可以想见的，宣宗曾在给杨士奇的敕书中如是说："卿历事祖宗，及今三十余年，始擢禁近，在论思之地，学广识明，端靖忠厚，有良臣之体"（42）。得到皇帝如此之高的评价与久任阁臣这种特殊机会不无关系。正如赵翼所说："迨仁宣间，三杨在内阁久，所兼官屡加至师傅，于是官阶益尊，虽无相之名，而已有均衡之重"（43）。
    第二，历侍东宫。仁宗朱高炽做皇帝的时间很短，而做太子的时间却很长。在这漫长的东宫生涯中，三杨都曾是高炽的旧臣，杨荣在太宗时"侍皇太子（朱高炽）讲读"，又"与诸皇孙讲学"，而当"车驾亲征瓦剌"时，"皇太孙侍行，荣辅导之"（44）。杨士奇与东宫关系则更为密切，高炽为太子时，士奇"以本官兼左春坊左中允，寻升左春坊左谕德兼侍讲"（45）。杨溥在永乐初，"太宗择东宫官"时，被"授司经局洗马"（46）。三人因长期任事东宫，与高炽感情渐笃，在朱高炽的心目中，总认为"能孝者必忠，忠孝之人可任辅导"（47）。正因三人是仁宣所认为的忠孝之人，才得任辅导，而久居此位又使三人在仁宣二帝心目中地位愈益稳固并持高不下。
    第三，力保国本。在朱棣诸子中，朱高炽居于嫡长之位。按封建宗法制度，朱高炽为王储、皇储应是无疑问的。但是，朱棣以非传统方式入继，本身就表现出对嫡长继承制的破坏，加之朱棣好大喜功，而高炽恰好过于柔弱，身体又有缺陷，大军功方面远不及其弟朱高煦，这些都会促使朱棣产生易高煦为皇储的意向情感。在"靖难之役"最紧张的时候，朱高煦跟随朱棣，屡立战功，东昌之役，"张玉战死，成祖只身走"，赖高煦所率援军，击败南军，保护了朱棣。朱棣认为高煦与自己很类似，便承诺以事成后立之为皇太子，朱棣做皇帝以后，淇国公丘福、驸马王宁在朱棣面前"时时称高煦功高，""数劝立为太子"（48），但朱高炽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时就"册为燕世子"。永乐二年（1404）议立皇太子时，终于立朱高炽为皇太子，公开承认了他的皇储地位，但在感情上却倾向于高煦。因此当高煦和高燧合力倾陷朱高炽的时候，朱棣很容易动摇，高炽的太子地位更陷入危机，朝廷出现了紧张的气氛。永乐时，朱棣数次亲征蒙古，皆留皇太子朱高炽于南京监国。永乐十年（1412），高煦阴结朱棣左右的官员构陷朱高炽，东宫官属多得罪，大理寺丞耿通上章为朱高炽辩白，朱棣认为"（耿）通为东宫关说，坏祖法，离间我父子"（49）而将其杀死。就在如此紧张的局势下，三杨仍明确地站在高炽一端，当朱棣召杨士奇问太子监国状时，"士奇以孝敬对，且曰：'殿下天资高，即有过必知，知必改，存心爱人，决不负陛下托'"（50），经过杨士奇的委婉解释，才平息了朱棣的怒气。永乐十二年（1414）闰九月，朱棣北巡还，"以太子遣使迎驾缓"（51），下东宫官黄淮等于狱，杨士奇又向朱棣解释说："太子孝敬如初，凡所稽迟，皆臣等罪"（52），赖东宫官属杨士奇等保护，朱高炽才保住皇太子的地位。随着高煦的行为日益跋扈，高炽与高煦的矛盾也日益激化，高煦滞留于南京而迟迟不去封地，这对太子无疑是一种威胁。对于高煦的不法行为，其他重臣如蹇义等不敢对朱棣说明，而杨士奇却向朱棣暗示了高煦的阴谋："汉王两遣就藩，皆不肯行，今知陛下将徙都，辄请留守南京，惟陛下熟察其意"（53），促成了朱棣于永乐十五年（1417）三月徙封高煦于乐安州（今山东广饶），限令即日成行，暂时缓解了太子直接面临的威胁。三杨为太子地位的稳固均付出了代价。杨士奇为保护朱高炽，一再进言止谤，为此曾两次受牵连入狱，杨溥则为此在锦衣卫狱中，一系十年，几乎送了命，"盖先是永乐中，上安幸北京，太子居守，以谗故，僚大臣辄下诏狱，陈善、解缙相继死，而（杨）溥及黄淮一系十年"（54）。杨荣利用经常随驾之机，多次冒险缓解皇储之争，特别是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朱棣在"师次榆木川"时病死，为不给高煦以乘机起事之机，"荣敛如礼，戒勿发丧，整军旅，严于令"，使"外无知者"，一切如常，"荣密与中官海寿星夜驰报"（55），在京内杨士奇的配合下，高炽得以顺利即位。总之，在"定国本"的问题上，三杨始终维护朱高炽，立场是坚定的，并为此均有付出，这使得三杨与高炽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感情更加深厚。这些经历，不仅使三杨"宿德重望""为时耆硕"（56），在朝臣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更使三杨与仁宣二帝间构建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而受到信任和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