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运是封建集权政治的产物，自秦汉以来，一直被紧紧控制在封建王朝的铁钳之下，成为历代加强中央集权、维系封建政权的重要手段。然而，从明中叶开始，民间宗教力量渗入漕运行业，引发了水手罗教、水手行帮、早期青帮等民间秘密组织在明清时期的相继出现，构成了晚期封建社会中的又一社会力量。
    一
    明清两代，漕运进入全盛时期，每当漕船北上南下之时，千万漕船云集运河之中。在各有漕省份中，江苏、浙江承担漕粮大半，因此，江浙两省的运河码头成为漕运水手聚集的场所，为民间宗教的传播和民间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罗教是明正德初年由山东即墨人罗清[①]创立。罗清，后人尊称为罗祖，他自称"无为居士"、"无为道人"，所以，罗教又名罗祖教、罗道教、无为教等。罗教属于白莲教的支派之一，明神宗万历年间，《明实录》便有罗教"讳白莲之名，演白莲之实"[②]的记载，其思想以佛教教义为主，吸收了儒、道以及其他民间信仰的成份。
    罗清家族世代皆为军籍，罗清年轻时便充任密云卫一带的守备军人，并曾担任过运粮军人，史载："正德间，山东即墨县有运粮军人姓罗名静者，早年持斋，一日遇邪师，授以法门口诀，静坐十三年，忽见东方一光，遂以为得道。"[③]罗清早年拜和尚为师，研习佛理，故罗教受佛教的影响最大。罗清创教于密云卫，并开堂讲经。最初，听众主要是守备军人和运粮军人，所以罗教创立不久，便与漕运发生了直接的联系，漕运水手是其第一批教徒。罗清死后，教内分裂为两支，一为无为教，一为大乘教。无为教是罗教正宗，成为后来水手罗教的主流。
    明末，罗教南传杭州和苏州，在南方漕运水手中流传开来，漕运中的民间组织开始萌生。清代档案作了如下记载："明季时有密云人钱姓、翁姓、松江人潘姓三人，流寓杭州，共兴罗教，即于该地各建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经。于是有钱庵、翁庵、潘庵之名，因该处逼近粮船水次，有水手人等借居其中，以致日久相率皈教。"[④]另有记载："漕船北运之初，此二人（指密云的钱氏与翁氏）沿途为人治病舍药，讽经祈禳，劝人持斋守法，死者敛钱瘗之，久而相率皈依。"[⑤]从上面的二则史料中，我们得出这样几个结论：其一，罗教开始在漕运水手中流传的时间是明末清初；其二，对罗教在漕运水手中传播起重大作用的是翁、钱、潘三人，此三人后来在组织中被尊为"三祖"；其三，罗教的最初传教方式与其他民间宗教大致相同，但漕运水手之所以皈依者众，则主要是由于罗教庵堂是漕运水手的最佳栖息场所。
    "三祖"建庙传教之后，教门兴旺。由于入教水手趋之若鹜，早期的三座庵堂已不敷居住，于是水手们又凑银集资陆续建立了72座庵堂，并且"庵外各置余地，以资守庵人日用，并为水手身故义冢。每年粮船回空，其闲散水手皆寄寓各庵，积习相沿，视为常业。"[⑥]掌庵人也逐渐由年老退漕水手担当，庵堂完全成为漕运水手把持的宗教和生活场所。
    漕运水手与罗教可谓相互依存。漕运水手既是罗教教门的第一批信徒，又是罗教发展的主体成员；而罗教对于漕运水手同样至关重要，这从漕运水手大量皈依罗教的原因中鲜明地反映出来。漕运水手皈依罗教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寻求精神上的寄托。漕运水手每年重运和回空，往返数千里，途中屡经险恶之地，长时间漂泊不定，生活的艰辛，命运的无常，以及对生命的时刻的忧虑，促使水手渴望从精神上寻求到某种慰藉，这就给民间宗教的渗入留下了心灵空间。二是出于谋求生计，寻求自保的需要。自明末以迄，江浙"各帮水手多系山东、河南无业之辈"[⑦]，他们"终年受雇在船，无家可归"[⑧]。这些聚集在江浙水次的无业游民，清初之时数以万计，构成江浙漕运水手的主体。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社会政治状况及地区经济差异使然。当时，漕运弊端重重，各级漕运及地方官吏层层盘剥，浮收勒折，中饱私囊，因而江浙农民皆视漕运为畏途，纷纷寻找其他的谋生途径；与富裕的江浙地区相反，山东、河南、直隶等地地瘠民贫，灾害频繁，百姓"岁偶不登，闾阎即无所恃，南走江淮，北出口外"，"滋生无策，动辄流移"[⑨]。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江浙一带成为山东、河南等省流民的汇聚之区，造成漕运雇佣水手大多为无业游民的现象。这些水手每年受雇运输漕粮，但是当漕船回空之后，要等到第二年方可再次受雇重运北上。在中间这一段空闲时间中，水手们的食宿生计便是一大问题。这时，水次附近的罗教庵堂成了水手食宿生活的重要场所。水手们寄寓其中，由"守庵之人垫给饭食"，"俟重运将开，水手得有雇价，即计日偿钱"，漕运水手因此得以安身，守庵之人也"借沾微利"[⑩]。庵堂的庵地与义冢则成为水手生可托身、死有归宿的最佳场所。久而久之，漕运水手皈依罗教当在常理。水手对罗教的需要主要体现在对庵堂的实际依赖上。
    从明末三庵的建立至清朝雍正年间的一百多年间，由于政权更迭，风云变幻，朝廷一直没有关注罗教在漕运水手中的传播。雍正五年，水手之间发生冲突，官府捕获当事人，审出了漕运水手中普遍传习罗教的情况，方始引起清廷的重视。在高度集权的社会里，统治者对于各种民间组织十分敏感和恐惧，有着一种本能的防范心理。所以，水手罗教事发之后，清廷立即进行了干预和压制。从雍正年间至乾隆中叶，水手罗教屡遭严禁。总体而言，雍正年间政策较严，但处理措施较为宽松，仅没收庵堂的经卷、佛像，改庵堂为水手居住的"公所"，这种做法是企望改变庵堂的性质，却又不激化与水手之间的矛盾，以保证漕运的稳定。可以说，此时的水手罗教虽有聚集力量的趋势，但由于漕运行业尚稳定，水手生计有所保障，精神上也有所寄托，所以对朝廷和社会并不存在多大的敌意和威胁。然而，乾隆年间对水手罗教的处置却十分严厉。乾隆皇帝认为其"恶习难返"，是影响社会的隐患，"非彻底毁禁不能尽绝根株"，下令："所有庵堂概行拆毁，毋得仍前存留，复贻后患。"（11）由于清廷的毁禁政策，促使水手罗教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发展出现了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