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道光、咸丰年间，漕运中的民间组织又一次发生重大变化--青帮出现。
    青帮自道光年间开始酿生。道光二年，江苏省整治陷于窘境的漕政，大量裁减漕运人员，对于裁减的旗丁，官府以津贴的方式，予以安置；对于仍属"无业之民"的水手、舵工人等，清廷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由地方官查明籍贯，每人酌给盘费制钱二三千文"，让其暂回原籍务农（18）。然而，这些人长年在外，在家乡毫无家业，所以真正回家乡的人很少，大量失业的水手仍滞留在漕运水次，各种冲突与仇杀彼伏此起。道光四年，江浙二省因灾进一步减运，各船水手无所归依，"民间恐其逗留滋事，绅士富户各捐己资，每名给制钱三千文，官为押送回籍"（19）。不管这些措施效果如何，官府对裁减人员毕竟有所照应。道光五年清廷议行海运，并试办成功。其后，海运、河运虽有反复，但对整个漕运水手群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上述十分有限的安慰措施，清廷再也无力实行。故而，水手"人众业寡，行计艰难"，更多的水手流落江湖。为了应付这一社会变动，维持组织的原有力量，寻求有效的生存方式，水手行帮开始改变组织策略和行为方式，不仅维持原来在水上的势力，而且开始向岸上渗透。咸丰三年，清廷全面实行海行，运河漕运废止，漕运水手承担南粮北运的历史彻底结束，最终促成水手行帮的彻底转变。
    数以万计的水手、舵工、纤夫等失业后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部分人汇入起义大军中，史载："咸丰初年，河陟漕停，粤氛猖獗，无业游民听其遣散，结党成群，谋生无术，势不得不流而为贼。"（20）也有一部分水手被清军搜罗。但由于此时漕运水手组织已经十分严密，所以绝大部分水手并未卷入清军与义军的军事角逐与人力争夺中去，而是逐渐聚集到两淮盐场一带，组织青帮，开始了贩私盐、行劫掠的生涯。青帮是内河漕运衰亡、水手失业后出现的民间秘密组织。
    青帮，又称安清道友，史载：安清道友"号称潘门，亦曰潘安，又别称庆帮，俗讹为青帮。"（21）青帮多崇奉潘祖，其主体成员是水手行帮时期与老安相对的新安一派。从水手行帮到青帮，这一组织在行为方式、内部结构及社会性质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青帮虽然在形式上仍沿袭一些水手行帮的做法，例如私结党羽，号称师徒，并依然像过去运粮打龙凤旗那样，以官方自居。但是，与水手罗教及行帮不同的是，青帮勾结清军营弁，故而受到清军上下的庇护。由于社会处于大变动时期，大多数青帮成员无固定的生活依托，这种生存环境刺激了他们流氓无产者本性的急剧膨胀，驱使他们走上走私窝脏、敲诈勒索甚至公开劫掠民财的道路。青帮的内部成分也开始发生变化，各种游民及其他下层角色纷纷涌入，青帮为扩展势力，兼容并蓄，甚至运河沿线的捕快、衙役人等也加入青帮。可见，道光以后崇拜罗祖及翁、钱、潘"三祖"的风习及帮会组织已不再限于漕运水手，而是扩展到两淮盐场及沿途各市镇、码头，其成份极其复杂，俨然一个庞杂而严密的社会集团。
    青帮有比较稳定的活动地点。最初，水手行帮"多于滨河旷僻处所开设茶酒等铺，约集匪徒，寄存赃物"，铺中"则有经堂，供奉神牌，设立老官师傅之位"（22）。这些处所与罗教庵堂及庵堂功能迥然有别，青帮拜师、窝赃和逃匿人犯的香堂与老窝子正是由这些地方发展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清代末年青帮已安全演化成从事各种流氓活动的社会寄生集团，《清德宗实录》记载："安清道友多在江北，所有劫杀重案及包贩私盐、掠卖妇女，皆其伙党所为。"（23）这种贩私劫掠的行为到光绪末年、宣统时期愈演愈烈，成为青帮的全新生活内容。近代史上，有关青帮"不法"行为的记载，充斥各种史料之中。在当时那个民生凋敝、民变风起云涌的年代，官府材料中关于社会民众"谋逆"、"造反"的记载比比皆是。然而，青帮中除了部分盐枭群因利益冲突而对官府发起武装反抗外，留在史册上的多是不光彩的记录。青帮从事较频繁的活动是贩卖私盐，这种活动虽然是因为生活困窘所致，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清政府财政收入的稳定，但并没有因此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好处，相反，他们凭借武力，强迫百姓购买，成为影响百姓正常生活的不安定因素，成为社会的一个毒瘤。不仅如此，由于青帮通过不当手段，攫取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其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化。
    如果说乾隆、嘉庆年间水手帮会的首领--老管基本上还属于参与运输的劳动者，那么，青帮的众多头目则因拥有巨额财富，蜕化为依靠抢掠、走私、剥削暴富的一方豪强。随着经济地位的变化，这些人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转变，他们为了保住既得的利益，有的投靠了清朝官府，有的与外国侵略势力合流，成为侵略者的帮凶，青帮在堕落成为反动的流氓组织的道路上越陷越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