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宋代职田制度的弊病
    宋代诸路职田见于记载者共23486顷95亩[23]。这个数字在宋代官田中的比重不大，在宋代全部耕田中更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在经营中反映出来的弊端却不少：
    （一）占田逾制。早在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七月诏中就有这样的话："朕览法寺奏欵，在外官属，所占职田多逾往制，不能自备牛种，或水旱之际，又不蠲省，致民无告。"[24]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户部奏言："官员职田，依绍兴条格各有定数，期间有踏逐系官田产，并因省员废并及添差官罢任后来职租等，擅行均拔，并系格外之数。"[25]职田在法以官荒及五年以上逃田拨充。许多州县则不问逃田年数，拘占拨充职田，致使逃亡者无业可归，流离失所。乾道元、三、六、九年改元或大礼赦文中屡次提到此事，要求改正，但都屡禁不止。逃田不足，即买民田充作职田。天禧三年（1019年）六月，河北缘边安抚司上言："雄州李允则买到近城民田八顷，望令见佃客人佃蒔，岁纳课子，充通判、都监幕职官职田。从之。"[26]本来，各地方官员接受职田的地点确定在其任职的州县，但不少地方官为了追逐上等田地，随意改换受田地点，构成占田逾制的一个方面。天圣元年（1023年）七月诏中有云："访闻两浙转运使、副职田，元（原）在苏州，昨缘水灾，辄於杭州换易。"[27]就是突出的例子。
    （二）经营手段残暴。宋代职田"悉免二税及缘纳物色，许长吏已下募人牛垦辟，所得租课均分，如乡原例……不得私以贴卖……所召佃户，止得以浮客充，仍免乡县差徭，不得占庇税户"[28]。其具体的生产经营，分官府招置佃户集中经营和将土地租给民户分散经营两种形式。在直接经营中，官府往往不能自备牛种，而向民户强取。仁宗时，商河"县有职分田，而牛与种皆假于民"[29]，邓州"美阳堰岁役工数十万溉州县职田，而利不及民"[30]。元丰五年（1028年）六月四日，熙河经略安抚司奏："兰州内外官属，法当拨地为圭田，今新造之区，居民未集，耕垦人牛之具，皆强役之"[31]，按规定是"募民耕之，敛其租之半而归诸吏"[32]，实际则多是在分佃经营中，强令税户分佃认纳。宣和元年（1119年）六月五日诏中有云："诸路当职官各赐职田，朝廷所以养廉也。县召客户，或第四等以下税户租佃分收，灾伤检覆减放，所以防贪也。访闻诸县例多违法，勒见役保正长及中上等人户分佃认纳租课，不问所收厚薄，必输所认之数，设有水旱，不问有无苗稼，勒令撮收，其甚有至不知田亩下落，虚认送纳，习以成例，农桑之家受弊无告。闻之恻然。"[33]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十三日赦云："应州县官职田，访闻多系实无田土，抑令人户输租。"[34]史书中类似的诏书或奏言很多，充分反映了宋代职田经营中的强暴手段。
    （三）苛敛无节。两宋职田租额虽有定数，如苏州规定职田租额是："上自八斗七升，下至六斗三合五勺。"[35]仁宗时，京东路"转运使圭田以虚名，岁入缣帛无虑二千计"[36]。庆历元年（1041年）十二月十三日，知许州李淑言："伏见官员职田，虽有条约，或闻所收，亦有欲成之际，倾差公人，诣地制扑合收子斗，公人畏惧威势，遂于所佃内拣地土肥沃、苗稼最盛之处，每亩制定分收一石至八、九斗者。切缘地土肥瘠不同，设使全然肥沃，仍值大段丰稔，每亩亦不过分收一石以来，以此佃户供纳不易，多是陪备，或更催督紧急，便致逃窜，不能安居。"[37]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二月十七日，知延安府范纯粹奏："近充河东路经略安抚使，访闻得晋州知州所得职田，因李君卿充守臣日，谕意管下县官，违法增额，内襄陵一县，有县令刘可谀悦君卿，抑勒百姓，知州职田所得，比旧增五七倍。"[38]后县令周汲要求改正，仅襄陵一县每年销减约800贯，"而晋、绛、陕三州圭腴，素号优厚，多由违法所致，或改易种色，或遣子弟公皂监获，贪污猥贱，无所不有。"[39]政和间，颖州（治今安徽阜阳县）知州岁入千余石，余官亦皆厚于他州。其原因，就在于"不问丰凶，岁必取赢"[40]，这正是"给田有限，课入无算"[41]。甚至连未给职田的地方官，都变相攫取厚利。如福州无职田，岁鬻园蔬收其值，自入常三四十万[42]。收缴职田租课的时候，乡官保正催行，督责甚于税赋，逮其既足，不时变粜，坐邀善价。有的将租课本色，抑令折变及过数折纳见钱，增收加耗，倍取本色。每石有收二石者。水旱当减也不减，逃亡当除而不除。至使租种职田的佃户困于输纳。绍兴三十三年（1162年）七月二十五日，中书门下省奏：诸路州县有职田去处，监司、知、通属官、职官、曹官、县官，皆违法将合得职田立定等第，于受纳官处，令人户高价折纳见钱，公然取受，递相容庇[43]。绍熙二年（1191年）九月十六日，新知琼州（治今海南省琼山县）黄揆奏言："臣前任新州（治今广东省新兴县），窃见旧例职租皆是输纳本色米，淳熙间，始有令租户折纳价钱，其数至三四倍于本色，佃户因是逃窜，遂至均之乡保，凡有职田之乡，无有幸免之家[44]。宋朝政府从稳定社会秩序及其统治根基的根本利益出发，曾下令制止过此类弊端，如绍兴三年（1133年）南宋政府明令各地方官出租职田时，如"强抑人户租佃"或"佃户无力耕种，不令退免，各徒二年。"[45]但事实上根本制止不了弊端的发展。这就是说，宋朝政府想要通过职田"养廉"是办不到的。这是因为当时官员中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风气，并非都是各级官员俸禄薄、收入少造成的，而是封建官僚政治的必然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