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据上述，司马昭无疑是一个应该肯定的人物。但是由于司马昭杀死魏帝曹髦，冀图夺取曹魏政权，故封建统治者和史家都称其为杀主篡逆，而予以痛斥。解放后，史学界对司马氏集团也贬多于褒。在这里有必要予以辨析。
    我们认为司马昭杀死曹髦，绝不能作为他的罪状，更不能把他说成是"奸臣"，封建史学家是站在正统主义立场上来评论司马代魏之事的。历史唯物主义早就批判了封建正统史观，并指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或集团）在历史上的作用，主要是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对社会、对历史发展有利，是否对经济文化发展有利。从这个基本点出发，笔者认为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不仅不是什么"过"，而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功"，因为曹魏后期的统治已经腐朽，司马氏消灭它，是历史的进步。为了说明问题，在此将曹氏和司马氏这两个集团之优劣作一比较。
    魏明帝曹睿穷奢极侈，他不顾当时天下尚未统一，民力十分凋敝，就大兴土木，盛修宫室，以致"力役不已，农桑失业"[47]，百姓劳瘁。其后宫宫女多至数千，也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他还在荥阳等地圈禁民田，豢养麋鹿，并规定"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48]。可见其统治之残暴。曹睿死后，曹爽执政。他"日纵沉醉"，"饮食车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妻妾盈后庭，又私取先帝才人七八人，及将吏、师工、鼓吹、良家子女三十三人，皆以为伎乐"，还"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晏等会其中，饮酒作乐"[49]。可见他骄奢淫逸到了何种程度。曹爽毫无才能，为了树立个人威望，"立威名于天下"，他不听司马懿的劝阻，冒然率大军伐蜀，结果大败而归，"关中为之虚耗"[50]。曹爽还和何晏、邓飓、李胜、毕轨、丁谧等"浮华派"结成死党，实行任人唯亲的用人政策，对廉洁耿直的官员，排挤打击。"群官要职，皆置所亲"[51]，"依势用事，附会者升迁，违忤者罢用。"[52]曹爽还支持何晏等侵夺屯田土地，"共分割洛阳，野王典农部桑田数百顷及坏汤沐地以为产业。承势窃取官物，因缘求欲州郡，有司望风，莫敢忤旨"[53]。如果说曹魏政治在曹睿时就开始走下坡路，那么在曹爽等浮华派掌权后则更为黑暗腐败。
    和曹氏集团相对立的是司马氏集团。司马氏集团属于门阀地主中的事功派，他们大都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司马懿不仅善于领兵打仗，而且很懂得治国之道。针对魏明帝时期人民徭役负担过重、"百姓苦之"的弊政，司马懿多次上疏，要求朝廷免除一部分力役，以解民困。司马懿自辽东返回后，"役者犹万余人，雕玩之物动以千计。至是皆奏罢之，节用务农，天下欣赖焉"。[54]在经济上，司马氏集团关心农业发展，注意兴修水利和田事业的推广。青龙元年，司马懿在关中开成国渠，筑临晋陂，灌溉田地数千顷，收到了"国以充实"[55]的效果。正始二年，他支持邓艾在淮河南北大搞军屯的建议。第二年，他"奏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溉东南诸陂，始大佃于淮北"[56]。以后他又在河南开淮阳、百尺二渠，并修复一些旧的陂塘。这些措施都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并为以后灭吴奠定了基础。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控制朝政，"命百官举贤才，明少长，恤穷独，理废滞"，安排和重用一些司马懿时期提拔起来有才干的文武官员，在中央和地方发挥他们的作用，于是"四海倾注，朝野肃然"[57]。司马昭继承父兄之业，更是力图刷新政治，发展经济，以统一天下（上文已详）。司马氏集团拔擢人才，也是任人唯贤，注重于事功。如邓艾"家贫"，"为农民养犊"，"以口吃，不得作于佐"[58]，但很有才能。遂被司马懿父子破格选用，后来成为独挡一面的大将，并率军一举灭蜀。羊祜有"经纬文武"[59]之才，他看透了曹爽等人的腐败无能，故对曹爽的征辟推辞不就。司马昭执政后，礼贤下士，拜他为相国从事中郎，掌机要，不久迁为中领军，后来成为晋武帝灭吴、完成统一大业的主要谋臣和大将。其余如石苞、杜预、张华、王睿、卫瓘、贾充都有治国理民之才，而为司马氏所选拔，以后成为西晋王朝的开国功臣。
    由此可见，司马氏集团的人大多擅长军事谋略，重视发展经济，善于治理国家，不务虚名而尚实干，这无疑优于曹氏集团。因此所谓司马氏是魏国"一个极其腐朽的集团"[60]的结论是站不住脚的。司马氏能够夺取曹魏政权，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较有作为，较为清明，才有可能、有条件最终战胜曹氏，并较快地稳住了政局，没有引起社会动乱。对此，司马氏政敌王凌之子王广说："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而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竟于世……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今懿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匪懈，以恤民为先。"[61]吴国丞相张悌也说："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杖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睿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62]这些话出自司马氏政敌和敌国谋臣之口，应该说是可信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司马氏同曹氏集团斗争的性质，是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间争夺权势的斗争，但不管司马氏的目的如何，斗争结果却是一个较有作为、较得民心的统治集团代替了一个腐败无能的统治集团，这对社会、对人民、对完成全国统一事业都是比较有利的，因此司马氏取代曹魏政权非但不是"历史上一个不幸事件"[63]，反而应该看成是好事。当然我们也不应否认，司马氏集团在消灭政敌时，手段极其残酷，又经常玩弄权术。司马懿杀曹爽时，"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姐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64]司马昭也是大肆杀戮曹魏宗室和拥曹派士族，甚至连成济替司马昭杀死曹髦，为司马氏立了大功，也不免被作为替罪羊，而遭灭族惨祸。在魏帝曹髦被杀后，司马昭又"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65]，这种欲盖弥彰、故作姿态的形象确实丑恶。过去论者往往以此来否定司马昭，笔者认为嗜杀，搞权术是剥削阶级恶劣本质的表现，不足为训，应该批判。但这与司马昭功绩相比，无疑是次要的，我们不应该以此来否定司马昭，这也正如评价曹操一样，曹操也是个杀人魔王和玩弄阴谋的老手，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他恰当地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