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抑制八旗（八王）的分权倾向，是努尔哈赤制定并部分实施八王共治制的一个重要目的。
    努尔哈赤在其起兵后期，对女真氏族社会中的狩猎组织牛录加以改造，创建四旗，1615年即后金建立的前一年，又将四旗扩展为八旗。八旗是将后金“一国之众”即女真族全体成员及少数蒙古人、汉人和大量奴隶尽行编入，严格控制、管理的政治、经济、军事合一的组织，是后金统治的基础。努尔哈赤作为后金国汗，即后金全体臣民的父家长，拥有八旗的一切。他将八旗作为私产，赐与其子侄，使之充任各旗旗主，即八和硕贝勒。八和硕贝勒代替努尔哈赤分养国人，各旗全体人员，均为本旗旗主的属人，双方是主奴关系。各旗旗主掌握本旗军政大权，成为后金国汗之外的最具权威者，但他们的爵位、属人、财产和权力概为父汗所赐，也随时可被父汗剥夺或重新调配。他们之间互不统属，只听命于父汗。努尔哈赤对八旗的绝对控制，是其得以掌握后金最高权力，实行专权统治的重要基础。同时，后金的各种收入及一切俘获（包括人口）都由八旗均分；八旗不仅出兵作战，负责赡养旗下属人，还承担后金的各种劳役，以及各项财政支出。八旗实力基本相当，承担国家部分职能，具有相对独立地位，这是八和硕贝勒据以参与政务，并拥有很大发言权的主要资本，也为八王共治国政制的产生，提供了先决条件。
    努尔哈赤的子、侄、孙中，大部分人均非掌旗贝勒，只是一般贝勒，他们分别隶属于各自父兄所掌旗内，仅领有少量牛录，受制于父兄，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不过，这些贝勒都参与议政，并时常率军出征，终究具有一定实力，因而又是牵制本旗旗主的力量。
    在后金最终统一女真各部、对明作战及后金各项建设中，八旗都曾发挥重大作用。但另一方面，随着后金及女真（满族）社会的迅速发展，八旗的实力也在相应地增长，其相对独立地位所引发的分权倾向，日益明显。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三月，后金占领辽沈地区，八旗各自分得大量土地、人口与财物，其实力进一步增强的同时，分权倾向更为加大，八旗内部家族血缘关系的纽带作用，则在不断削弱。这一发展势态，给努尔哈赤的绝对专权造成一定压力，并构成对未来新汗的威胁。这对于后金的政权建设，尤其是对后金汗权向皇权的转换，也在产生越来越大的阻碍作用。
    事实上，努尔哈赤之所以两次立嗣皆告失败，其关键是因实力不断加强但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八和硕贝勒，特别是四大贝勒，已不能容忍在努尔哈赤之后，再出现一位绝对专权的后金新汗，从而妨碍其自身政治、经济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四大贝勒分权倾向表现得最为充分者，莫过于阿敏。他在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被推选为嗣汗之际，派人对皇太极说：“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注：《清太宗实录》卷四八，崇德四年八月辛亥。）言外之意，是想率镶蓝旗另立门户，这自然遭到皇太极的拒绝。
    需要指出，绝对统治的汗权，竟以具有相对独立性即分权倾向的八旗为依托，这既是后金最高权力（天命汗权）结构的独特之处，也是其突出弱点，是后金政权还很不成熟、有待完善的集中体现。它是后金社会相对封闭，经济、文化很不发达这一客观环境的产物。后金最高权力结构的这种状况，只有当具备至高无上权威的父家长努尔哈赤在位时方能存在。而后金新汗则无此身份，远不具备这一权威，因而也就不可能控制、驾驭八和硕贝勒，以有效行使汗权。八王共治制的提出，表明努尔哈赤已意识到，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八旗将出现尾大不掉之势，汗权将难以巩固，汗位继承人问题亦无法得到妥善解决。
    八王共治制的制定与部分实施表明，努尔哈赤试图将后金汗国绝对专权的政治体制，在其身后转变为后金汗与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分权政治体制；通过使后金汗与八和硕贝勒之间，以及八和硕贝勒之间相互监督与牵制的方式，以集体权威取代个人专断，防止八旗分权倾向的进一步发展，并解决汗位继承人问题。这实质上是在保持分权现状的前提下，对后金最高权力结构所进行的部分调整。
    如果换一角度进行分析，八王共治制则是已入暮年的努尔哈赤，从其家族长远利益出发，在家族内部所实施的新的最高权力分配制度。他力图强调血缘关系对于维系、促进其家族内部团结，巩固后金统治的纽带作用，通过实施八王共治制，使后金统治的基础八旗制度得以加强，也使努尔哈赤家族对后金权力的垄断，进一步制度化与合法化。
    已如上述，所谓八旗（八王）分权倾向，主要是指四大贝勒而言，因此，基本上可以认为，八王共治制是努尔哈赤为遏制四大贝勒的权势，调解他们因争夺嗣位引发的尖锐矛盾，而采取的针对性措施。
    八王共治制规定后金的各项权力，由八王共同执掌，后金的一切收入，也由八王共享。这是努尔哈赤保证八王实力均衡，权力相等之举。事实上，八王也只有真正处于平等的地位，才能做到相互牵制，相互监督，在推选新汗时，不会受到某一强有力者的控制与操纵。然而，这只是努尔哈赤的一厢情愿，与后金现实并不相符。八王共治制的部分实施，并未能使八和硕贝勒真正达到实力均衡。
    四大贝勒与诸小贝勒之间政治地位、政治权力相差悬殊的情况，由来已久。四大贝勒“皆长且才”（注：《清史稿》卷二二五《额亦都等传论》。），资历、贡献和威信，无不超过诸小贝勒。他们长时期跟随父汗征战，处理日常政务，是努尔哈赤最得力的助手，为后金的建立立下首功。后金八旗，努尔哈赤自将两旗，所余六旗内，四大贝勒即拥有五旗（注：李民寏：《建州闻见录》，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本，第42页。按，天命前期掌领八旗的具体情况是，努尔哈赤自掌两黄旗，代善掌两红旗，莽古尔泰掌正蓝旗，皇太极掌正白旗，阿敏掌镶蓝旗，褚英长子杜度掌镶白旗。见王钟翰辑录《朝鲜〈李朝实录〉中的女真史料选编》，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本，第284页。）。早在天命元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即命四大贝勒“共理机务”（注：《清太宗实录》卷一。），六年（公元1621年）二月又令他们“按月分直”，“国中一切机务，俱令直月贝勒掌理”（注：《清太宗实录》卷五，天聪三年正月丁丑。）。况且四大贝勒与诸小贝勒在努尔哈赤家族内的地位，原本就有“父兄”辈与“子弟”辈的高下之分。“共理机务”与“按月分直”，必然使他们的地位与权力进一步增长，影响力更为扩大。这是由后金的历史特点所造成，并未随着八王共治制的部分实施而消失。
    当然，八王共治制的部分实施，客观上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诸小贝勒的地位，分散、削弱四大贝勒的实力，反映出努尔哈赤拟使八和硕贝勒相互牵制的意图。可是，事实上四大贝勒的权力仍然凌驾诸小贝勒之上。这在皇太极即后金汗位时与诸贝勒的誓词中，亦显现无遗。
    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九月初一日皇太极继汗位，翌日与众贝勒宣誓。后金汗皇太极誓曰“敬兄长，爱子弟，行正道”，对三大贝勒“不遽以臣礼待之”。三大贝勒宣誓要“教养”“善待”子弟，并要求子弟听“父兄之训”，“忠于君上”，“力行善道”。诸小贝勒则宣誓不背“父兄之训”，“敬忠于上”（注：《清太宗实录》卷一，天命十一年九月庚午、辛未。）。足见，四大贝勒作为父兄，有责任教养子弟即诸小贝勒，而后者也必须接受父兄的管束，应尽“子弟”的义务与责任。
    其实，四大贝勒的自身条件与威望，也存在较大差异。大贝勒代善性格较为“宽柔”，乏“威暴桀骜之势”（注：李民寏：《建州闻见录》，辽宁大学历史系清初史料丛刊本，第45页。），天命五年（公元1621年）他的嗣位被废除，在政治上严重受挫。二大贝勒阿敏是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之子，非努尔哈赤嫡系，其性格乖张，很难与人相处。三大贝勒莽古尔泰是一鲁莽之人，为显示自己对父汗的忠诚，竟将获罪的生母富察氏杀害（注：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卷二《后妃》。），影响恶劣。较之上述三人，皇太极的综合素质较高。他兼具政治与军事才能，机敏果敢，“英勇超人”，深受努尔哈赤器重。当努尔哈赤向正黄旗固山额真阿敦秘密咨询汗位继承人选时，后者对皇太极的评价为“智勇俱全，人皆称道”（注：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8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145页。），这一看法是比较客观的。皇太极的另一重要优势，是颇得诸小贝勒拥护。诸小贝勒积极靠拢皇太极，有多方面的原因。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发展个人政治、经济实力的企图，受到父兄即所在之旗三大贝勒的压制，因而将实现这一目标的希望，寄托在继承汗位的可能性日益增长的皇太极身上。后者深谋远虑，因势利导，与之结成小集团，以扩大自身力量。
    可见，努尔哈赤虽然提出八王共治制，但又承认八王之中四大贝勒本身的实力大大超过四小贝勒，以及四大贝勒本身亦有高低之分这一现实，并未采取改变这种格局的任何有力措施。而这种态势导致的结果是，在八王共治制部分实施的全过程中，四大贝勒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后金新汗的推选，必然会由他们所操纵，新汗将从他们四人中产生的可能性也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