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发展史中,那种自匈奴人时开始的社会发展历程,都始终是以与中原王朝的抗衡为表象,以中华民族的求同意识为实际内容。北方诸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承及其不断变异、发展的形态,同中原地区一样,也是不受政权的更替等条件限制的,是一种运动着的发展状态。在古代北方民族发展史中往往有一些风俗文化现象成为诸民族共同拥有的东西,如契丹四楼即是如此。 众所周知,契丹四楼存在于阿保机时期,并对契丹族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目前所能见到的四楼资料,大多为片言只字,语焉不详。史料阙然,是四楼问题长期不能得到解决的根本原因。虽然陈述先生首先揭示了四楼研究在契丹辽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1],王树民先生也对四楼作了探讨,指出:"'楼'不必是只供享乐的楼阁,应为具有多种用途的建筑,不过取名为'楼'罢了",但这种取名为"楼"的建置,究竟是什么?却无以为解[2]。 笔者曾提出过,"楼"乃是对"斡鲁朵"一词的省译或异译[3]。至今仍觉得在四楼的研究中,要注意到它存在时代的特点和北方民族传统习惯的影响,看它的存在是否适应了当时的历史发展趋势。因为辽代的契丹文化虽借鉴了中原文化的优秀成果,但也蕴蓄着大量的北方民族文化的传统因素。作为契丹族能够在10世纪初勃兴于北方草原地区的文化基础,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北方民族文化自身的不断传承、积累和发展的结果。因此,在民族文化的不断传承过程中,必然也延续着一些与契丹文化中某些现象相同的东西。那么,如能在辽代以前的其它民族的历史活动中搜检出有关"楼"事的记载,也许会成为我们解开契丹四楼之谜的一把钥匙。 笔者依上述思路,仅就以下几个方面,试对契丹四楼的源流作一番缕述。 一、关于北朝时期北魏鲜卑人"白楼"形制的考察 现有的资料都反映着契丹人与鲜卑人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那就让我们先从鲜卑人的历史活动中查起。据《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记载的北魏"平城宫"之设制,是: 自佛狸至万民,世增雕饰。正殿西筑土台,谓之白楼。万民禅位后,常游观其上。台南又有伺星楼。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为瓦。宫门稍覆以屋,犹不知为重楼。 这里说的"佛狸至万民",即指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至献文帝拓跋弘;献文帝后来禅位于幼子宏即孝文帝。记录中的"白楼",实即一土台。从其不知为重楼的记载看,这一土台虽然名之为"楼",却非一般意义之楼阁。幸喜在《魏书》卷十三《文成元皇后李氏传》中,也对"白楼"的形制作了描述: 世祖南征,永昌王仁出寿春,军至后宅,因得后。及仁镇长安,遇事诛。〔李〕后与其家人送平城宫,高宗登白楼望见,美之,谓左右曰:"此妇人佳乎?"左右咸曰然,乃下台,后得幸于斋库中,遂有娠。世祖即拓跋焘,高宗即拓跋濬,元后李氏正是在此次偶遇中才孕生了高宗之子献文帝拓跋弘。这里记载的"白楼"与《南齐书》所载录的"白楼"形制是很吻合的,说明"白楼"位于魏都平城的皇宫之内。又据郦道元称,拓跋珪之子、明元帝拓跋嗣时,于神瑞三年(416年): 又毁建白楼,楼甚高竦,加观榭于其上,表里饰以石粉,曜建素,赭白绮分〔粉〕,故世谓之白楼也[4]。 此段记载,虽在《水经注》中已有所窜乱,但神瑞三年的毁建,却无疑是了解鲜卑"楼"事的重要线索,说明了《南齐书》与《魏书》中著录的"白楼",当是北魏明元帝毁建后的"白楼"。 但是,北魏明元帝毁建后的"白楼"是高耸的观榭之制,又为何名之为"楼"呢?据王仲荦先生引《寰宇记》载: 白楼,《郡国记》云,即后魏纳姚〔兴〕女为后,悲思故国,造此楼登望,饰以铅粉,故名之[5]。 案,明元帝于神瑞二年十月纳姚兴女为后,并宠幸之[6],确是事实。然而,当时国家草创,一切建制尚极简陋,宫殿之制多以北俗为之。史称,太祖拓跋珪于天兴元年(398年)定都平城,始营平城宫,并采用阴阳五行学说,"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未祖辰蜡,牺牲用白"[7],但核之于《魏书》,拓跋珪之时,"行国"色彩犹重。天赐元年十月"筑西宫",三年又筑南宫,四年"筑北宫垣,三旬而罢",这样形成了以平城宫为主,东西南北各有四大皇宫(即行宫)之制,更稽诸史籍,平城宫最初犹有"紫宫"之号[8]。几大宫区分立是北魏太祖、太宗时期京都规模的基本形态,反映着北方游牧民族生活的浓烈气息。以后又经历诸帝的频繁改建,伴随着鲜卑国家汉化程度的一步步加深,终于使那些掺杂在京都之制中的民族习俗被一点一点地抹掉。据此,笔者认为,明元帝时期毁建"白楼",绝非是出于邀情悦宠的目的,而是寓寄着纪念父祖的情思。因为"白楼"乃是北魏太祖拓跋珪所建置的。史载: 〔登国〕八年春正月,帝南巡。二月,幸羖羊原,赴白楼。三月,车驾西征候(俟)吕隣部。夏四月,至苦水,大破之。五月,还幸白楼。可见,北魏之"白楼"早在天兴元年(398年)太祖皇帝始都平城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并同牛川行宫、盛乐宫(云中宫)、河南宫一样,成为拓跋珪的主要行宫之一[9]。但是,于此须作两点重要的辨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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