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松漠纪闻》称"太祖居西楼，宿毡帐中"。由前所论亦知，太祖在四楼的牙帐，确是以毡为之的"行帐"。那么，这种"行帐"的卓放，是否也要起土为基呢？《辽史》仅留下了太祖"建开皇殿于明王楼基"的记载，但基制如何？却在后代诸帝的卓帐习惯中得到了反映。如彭汝砺所见广平甸行宫之制，为：
    其门以芦箔为藩垣，上不去其花，以为饰，谓之羊箔门。作山棚，以木为牌，左曰紫府洞，右曰桃源洞，总谓之蓬莱宫，殿曰省方殿，……山棚之前作花槛，有桃杏杨柳之类。前谓丹墀，自丹墀十步谓之龙墀。殿皆设青花氈。其阶高二、三尺，阔三寻，纵杀其半，由阶而登，谓之御座[40]。
    而《资治通鉴》卷二七一载，922年辽太祖兵败望都之时，唐庄宗李存勖曾"见其野宿之所，布蒿于地，回环方正，皆如编剪。虽去，无一枝乱者"。这是其军营车帐顿止的遗迹，反映了契丹初期卓帐习俗事从简约、因地制宜的习惯。宋人苏辙的《虏帐诗》中，也记录了这样的习俗："虏帐冬住沙陀中，索羊织苇称行宫；从官星散依冢阜，氈庐窟室欺霜风。"[41]可见，卓帐须阜，不仅可汗牙帐如此，即一般部民亦要从简，择而倚之。
    四、辽太祖的斡鲁朵与四楼发生的变化
    契丹四楼，即辽太祖初期的斡鲁朵，也就是契丹人俗称的"宫分"。"宫分"的含义与"地分"是一样的，表示的是私有形态下可汗的"斡鲁朵地"（引申为"私份子"）。而"宫分"与"地分"的区别，则在于显示了它们的所有者在身份和地位上的差别。因此，笔者认为，贵族的"头下军州"与可汗的"斡鲁朵"，若仅就其实质性的私有特征而言，实是毫无区别的同事异指[42]。
    那么，太祖的斡鲁朵始建于何时？史无明载，但据分析可知，契丹旧法，凡新立可汗即位，便依例组建个人的斡鲁朵，以后辽代诸帝也继承了这一传统。所以，太祖的斡鲁朵也当组建于他即汗位之初。史载，907年正月庚寅日，太祖即可汗位于"如迂王集会埚"，仅隔十日，便于庚子日宣布"皇族承遥辇氏九帐为第十帐"。按：所谓"遥辇氏九帐"，习惯上又称"遥辇九营"，实即"遥辇氏九可汗之宫分"，这是契丹部族中享受着"有族而不部"的特殊待遇的集团[43]；所谓"族"者，乃氏族，是以宗法血缘关系维系的宗族势力；部，指部落，乃一区域内之人口所组成的氏族集团；而"不部"的直意是不依部落组织原则来编制，实际是游离于部落法规之外、仅属于可汗一人的私有集团，说俗了就是可汗的"头下"。这是契丹宫分的主要特征。而升为"第十帐"的"皇族"，也正式获得了这种"族而不部"的特权。"皇族"者，即横帐，是世里氏家族集团；其实，他们早已就是一支"族而不部"的契丹社会力量了。那么，太祖宣布了皇族升帐的意义，也仅在于使自己家族的地位，由贵族之"投下"而升格为可汗的"斡鲁朵"。因此，太祖的斡鲁朵的建立，至迟也当在907年正月庚子日这一天，也就是太祖宣布皇族升为"第十帐"的日子。不过。这时的"斡鲁朵"应是囊括了太祖个人的"投下"和他家族已有的"投下"。
    但是，即使"皇族升帐"，也仅是太祖斡鲁朵组建的开端，还不能代表辽太祖斡鲁朵的全貌。因为《耶律曷鲁传》还记载太祖即汗位后："时制度未讲，国用未充，扈从未备；而诸弟剌葛等往往觐非望。太祖宫行营始置腹心部，选诸部豪健二千余充之。"像这样的内容，也绝非太祖始即位后的十天内能毕备的，而是反映着太祖斡鲁朵"扩建"的新内容。综观太祖任契丹可汗九年的主要作为，一言以蔽之，即是"化家为国"。不过，这里的"家"，是由其家族而逐渐偏重于太祖个人的私人力量；"国"，乃是指统一诸部，实行帝位世袭继承制度，彻底终止了契丹汗位的"世选"习惯。所以辽太祖积极致力于个人力量的扩充。这在《辽史》所录诸多"愿附宫籍"的家族或个人的行为中，也可窥其一斑。如果说，西楼和东楼之地，已确定无疑属于阿保机及其家族固有领地范围的话，那么，在南楼和北楼中也肯定还存在着新发展的成分，他以"四时游猎"为名，借机划出许多属于可汗私人的"禁地"，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怀州所辖的扶余、显理二县，都是太祖安置的俘户人口，至世宗时始立县治之；永州的长宁、义丰二县及武安州等地皆是如此。这在"各有地分"的契丹部落社会中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显然，辽太祖在担任契丹可汗的过程中，其斡鲁朵的规模与以前相比有了超常规的发展。所谓契丹四楼，也显示了辽太祖最初所拥有的"四大斡鲁朵"的规模。据《耶律曷鲁传》记载，太祖腹心部"以曷鲁及萧敌鲁总焉"；而《萧敌鲁传》则称"敌鲁与弟阿古只、耶律释鲁、耶律曷鲁偕总宿卫"。细较二传之记载，四人中显然更无主次之分，那么，他们究竟是各主一"楼"之事呢？抑或是如成吉思汗的"四怯薛"般分四番轮值呢？事已难考。不过，《营卫志中》"冬捺钵"条有云："宫用契丹兵四千人，每日轮番千人祗直"。但曷鲁等人均是太祖斡鲁朵内的职事人员则没有疑问，而且，还不仅如此，《辽史》所录追随太祖建功立业的所谓"二十一功臣"集团，也均是太祖为可汗时斡鲁朵内的执事人员。所以，契丹四楼已成为当时契丹社会的核心力量，是辽太祖"化家为国"的重要支柱和主要内容。及辽太祖即帝位后，功臣集团又全部变为国家机构的官员，这已很能说明"化家为国"的真相了。耶律曷鲁的封号更能说明一些问题。太祖称帝后，位居功臣之首的曷鲁，以迭剌部夷离堇的身份，被冠以"阿庐朵里于越"之职。于越，本是契丹部内一种"尊官"之号，但无实权，所以，在授予曷鲁这一尊职时，又冠以了"阿庐朵里"之称[44]。笔者认为"阿庐朵"，即斡鲁朵之译写，"里"则当是对词尾缀加成分的译音，表示该词的复数形式；它和《蒙古秘史》中的"斡耳朵思"是一样的，它们均表示着复数的形态〔ordos与orduui〕。所以，耶律曷鲁被冠以的"阿庐朵里于越"的意思，应是契丹语之"众斡鲁朵之总管"或"大总管"的含义，这和其夷离堇的身份也是相称的，因为此时的迭剌部，尚不是国家的部民，仍是"横帐"所有的私属。而且，辽太祖称帝之初，契丹国家的运作，主要的还是在辽太祖的斡鲁朵内，契丹四楼依然是国家的核心所在。所以，曷鲁受此封号后，才真正体现了他"贵显"和"盛名"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