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除去抑制八旗（八王）分权倾向，解决汗位继承人问题外，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对八王共治制的出台起有促成作用。篇幅所限，这里仅举其一。
    八王共治制的出现是女真（满族）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滞后的具体反映。
    从元末到明末的300年中， 女真（满族）社会经历了从氏族制瓦解到奴隶制，又到封建农奴制的转变。其速度之快，跨越时段之大，实为罕见。然而，女真（满族）社会这一超常速度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各种制度习俗，也在发生相应变化，相反，它呈现出滞后状态。后金汗权具有浓厚的父权家长制特征，以及鲜明的家族血缘关系色彩，是一明证。因此，努尔哈赤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汗位继承人产生方式及抑制八和硕贝勒分权倾向问题的思考，无法脱离这种政治文化背景所设定的框架，只能主要依据本民族历史所提供的有关经验，从满族旧有政治传统、习俗中，找寻答案。他的价值观与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受到后金社会特定文化模式的影响与束缚，而满汉两种文化的激烈冲撞，又更加促使他坚持满洲旧制，以抵制汉文化的浸染。正是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他试图以氏族推选酋长或共议事务的方式，解决后金汗位继承人及最高权力分配问题，提出八王共治制。可以说，同八旗制度、贝勒大臣议政制度一样，八王共治制是氏族制习俗及其思想残余在后金社会的又一次反弹。
    因此，八王共治制的出台，绝非偶然。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所面临的新的形势、努尔哈赤大力加强汗权之举、日益增长的八旗（八王，主要是四大贝勒）分权倾向、解决立嗣问题的迫切需要以及努尔哈赤本人的诸多心理因素与思想动机，共同构成它的催生剂。
    勿庸讳言，八王共治制的拟定与部分实施，是努尔哈赤在后金政权建设中一次既有成功之处，也留有严重遗患的尝试。
    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女真（满族）社会在加速其封建化进程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暴露得更为充分。促使后金汗权向皇权转化，乃适应新的形势，发展后金经济，缓和社会矛盾所必需，是为最终战胜明朝并取而代之的决定性步骤。然而，努尔哈赤却决定在其身后实施八王共治制，将后金的最高权力分散化，使后金汗权向清朝皇权的转化过程中，出现一个较大回旋。从这个角度看，它无疑是一重大决策失误，其恶果在皇太极时期充分暴露。
    由于八王共治制在努尔哈赤去世后的全面实施，后金军国大计必须经过以三大贝勒为首的众贝勒共议后，方能贯彻执行，汗权因而受到严重削弱，皇太极的施政陷于阻力重重、举步维艰的境地。此后将近10年期间，亦即整个天聪时期（公元1626-1636年），皇太极不得不投入极大精力，采取各种措施，消除三大贝勒的抵制乃至公然对抗，以便用皇权的专制集权统治，取代八王共治制的分权统治。直至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四月，经过腥风血雨的殊死斗争，皇太极方得以改国号为大清，建元崇德，正式称帝，最终实现天聪汗权向崇德皇权的转变，八王共治制才被基本废除。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治史者已多有论述，此不复言。
    还须指出，八王共治制客观上是对后金议政制度的肯定和发展，从而使“议政”的观念在满洲统治集团成员头脑中更加根深蒂固。清朝入关后，下五旗诸王贝勒仍坚持这一“祖训”，以此作为维护自身特权的依据，并通过“国议”的形式，抵制清帝的乾纲独断，成为清初诸帝集中、加强皇权的阻碍力量。
    八王共治制在汗位继承方式上对清朝后世也产生了一些影响。
    第一，顺治帝福临的继位，同样是通过诸王贝勒的推选，尽管当时满族统治集团中权力分配、权力制衡机制等方面的情况，已与努尔哈赤去世时大不相同。
    第二，努尔哈赤曾先后立其长子褚英和次子代善为汗位继承人，而八王共治制的出台，表明努尔哈赤已改变初衷，决定生前不再立嗣，由八王在其身后推选。事实上，清朝秘密建储制度中不公开立嗣与择贤而立的原则，与此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
    总之，八王共治制对于努尔哈赤统治后期抑制八旗分权倾向，维护后金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和稳定，进而顺利解决汗位继承问题，巩固后金的统治，都起到积极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为皇太极继位后改变八王分权模式，集中汗权，巩固统治，加速后金汗权向皇权的转变，造成很大障碍。仅从天命后期这一局部而论，八王共治制的部分实施功大于过，然而从清朝入关前后的整体历史审视，这一制度实与后金不断学习、接受汉族封建文化，逐步与中原社会接轨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其较快被历史所淘汰的结局，亦无从避免。总的说来，八王共治制对于后金的发展弊大于利。
    八王共治国政制是女真（满族）社会以超常速度向封建制转化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独特现象。它的出台、实施与消亡，带有时代的鲜明印记，为我们观察、分析后金政治与社会，提供了最佳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