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建国后的和平建设时期继续保留主席制，这对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是不利的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八大在政治、经济、组织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正确的决策。对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大会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八大也存在不足之处，八大通过的党章保留了革命战争时期的党的主席制，并为以后的三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延用。这对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不利，甚至一度造成严重的消极后果。
    党的八大在党中央领导体制方面作了一些变动，一是重新设立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八大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自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以中央书记处代替政治局常委会直到党的七大，都没有再设立政治局常委会，八大第一次同时设置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并对两个机构的职权、功能作了明确区分。八大党章规定：“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二是改变了七大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书记处主席”的规定，八大党章规定：“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制和副主席同时是中央政治局主席和副主席”，另选总书记一人主持书记处工作。八大党章规定的这种体制，进一步加强了主席制，使主席制偏重于决策机关，而且又没有对主席的“最后决定权”作出明确取消或界定。在历史惯性作用下，主席在书记处的“最后决定权”有可能转移到政治局及常委会，这是不利民主决策的。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看，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因此，继续保留并加强民主决策机关党的主席制，就与探索适合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相背离了。
    依据党的主席制规定，毛泽东不仅可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而且担任会议的主席，主持中央会议。正如胡乔木1982年9月31日所指出的：“召集和主持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注：《胡乔木同志就党章修改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新华月报》1982年9月，第76页。）作为会议的主席，在会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就比其他一般委员重要得多。作为执政党的主席，他在主持会议中所起的作用，更是非同寻常。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可以根据他的主张和意志来指导会议的进行，甚至于左右会议。1959年的庐山会议就是一例。这一年7月2日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题是想统一全党对形势的认识，在肯定成绩的前提下，总结经验教训，研究若干具体政策，进一步纠“左”，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与会多数同志经过调查和反思，开始认识到“左”的危害，要求纠“左”，会议开始形成纠“左”的气氛，会上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信的内容和精神是积极的，“在当时，有那样的认识已十分难能可贵了”（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58、861、860、863页。）。毛泽东对这封信和彭德怀大为不满，就利用主席和主持会议的身份，于7月16日把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印发与会同志，“本来准备结束的会议又延期了，而此后的会议，基本就是围绕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进行的”（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58、861、860、863页。）。会上，“很多人同意彭德怀同志的信”，认为这封信既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又指出了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当然，也认为信中“有些提法不够确当”（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58、861、860、863页。）。应该说会上的讨论是正常的，多数同志还能够发扬民主，陈述自己的意见。可是，毛泽东又以主席和主持会议的身份扭转会议发展的方向。7月23日，他在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长篇激烈的讲话，说彭德怀的信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已经到了“右派的边缘”。他还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这个原则我也不放弃”；还说：“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要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58、861、860、863页。）。毛主席的这一席话，扭转了会议的方向，反“左”变成了反“右”（即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8月2日晚在八届八中全会的小组长“通气会议”上曾说：“23日以前，你们并不晓得中央常委对这封信的评论，我们没有跟你们讲过，混乱了一个星期，各人自己打主张嘛！23日以后就起了一个变化”（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58、861、860、863页。）。应该指出，在7月23日毛主席发表上述讲话之前，政治局常委会并没有针对彭德怀的信开过会，毛主席在上述“通气会议”上讲的中央常委，是他以主席身份分别找了几个常委打招呼，以争取常委们的“支持”。7月31日和8月1日政治局在距7月23日7天之后才连续两次开会，这已是对彭德怀的批判会，“实际上是在算‘历史总账’”（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858、861、860、863页。）。看！由于实行主席制，在政治局会议上，就是发生了主席居高临下，利用主持会议的身份左右会议进程，使会议逆转，使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
    那么会议之后呢？从遵义会议以后直到50年代前期，毛泽东对党的会议集体作出的决议是很尊重的，并且带头贯彻的。但是在50年代中期以后，他对集体的决议就不像以往那样尊重了。有几次党的重要会议的决议，他违背了。而且，不仅自己违背，还以主席的身份要其他党员也都这么做。如党的八大通过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报告的决议，“提出要防止个人崇拜现象，毛主席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可是，“1958年初批判反冒进时，他却提出了一些与八大决议精神不相符的观点，他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3-1294页。）还鼓励和重用那些迎合他的主张、竭力鼓吹他的个人崇拜的人，结果使个人崇拜之风在全党全国泛滥，使党章的有关规定遭到严重践踏。毛泽东的主席职权与全党全国对他如此狂热的个人崇拜相结合，党的集体领导原则、民主集中制、民主与法制就难以继续发挥作用了。毛泽东发动“文革”，他认为多数党的领导人对此“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他索性让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的领导人“靠边站”，并以党的主席的身份直接依靠“红卫兵”、“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组织”来发动“文革”，开展“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