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重大问题，党的中央会议应该对此进行研究，在会中充分发扬民主，然后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形成决议，加以贯彻。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对一些在党内有争议的重大问题，如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他没有召开有关会议，进行民主决策。其实，包产到户在60年代初期，在一些省区试行，成效十分显著，广大农民群众都强烈要求实行包产到户，毛泽东和政治局所派出的调查组经过调查，向毛泽东和政治局汇报调查结果，指出包产到户对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积极的作用。刘少奇说，要使包产到户合法化起来。邓小平也主张包产到户合法化。陈云认为非常时期可以采用“责任田”办法。中央政治局的多数领导人支持搞包产到户，但是毛主席坚决反对这样搞，说这是分田到户，是在刮“单干风”。毛主席的意见虽然在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占少数，但是由于实行主席制，毛泽东是主席，因而仍然不能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决策，“毛主席的态度明确以后，大家不能不跟着转变态度”（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3-1086页。）。
    到60年代，有一些中央会议，毛主席就没有参加。会议结束后，由刘少奇等同志向他汇报，他同意，会议文件才予批准和下发。他不同意，中央会议的决议就无效了。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尤其是在“文革”中，这种情况就发生得更多了，以至逐渐发展为主席“圈阅”的制度。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无论毛主席参加还是没有参加，都必须经过毛主席的审阅和批准，然后以“毛主席批准”或“毛主席圈阅”的名义下发。否则，就被否决。党的八大、九大、十大的党章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但实际上，在上述时期毛主席是多次行使了“最后决定权”的。
    在党的各届中央委员会中，只有八届中委实行党的主席和总书记同时存在的制度。正如胡乔木所说：“主席制度和总书记制度如果同时存在，在国内外实践的结果表明，往往或者是总书记有名无实，或者是主席有名无实。”（注：《胡乔木同志就党章修改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新华月报》1982年9月，第76页。）在我党八届中委，是总书记有名无实。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书记处就瘫痪了，自党的九大到十一大，在党章中取消了总书记和书记处的建制，党的主席大权独揽，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在年老体衰时，则深居简出，在幕后操纵、控制。
    我党以上实行主席制中存在的弊病，都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损失。党和国家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所遭到的破坏，“大跃进”、“文革”等一系列错误和灾难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党的主席制有直接的紧密的关联。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拨乱反正和改革的展开，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恢复了中央书记处的建制，并通过《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完善民主集中制和健全集体领导。1982年9月6日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撤销了党的主席的建制，而实行新的总书记制。十二大党章对党的中央组织作出这样的规定：“党的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幕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主持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从此，在党中央组织中只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副主席。总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对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只有召集之权，对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有主持之权，但没有“最后决定权”的规定。对此胡乔木指出：“这样，个人过分集权和个人专断的现象就很难再发生。”（注：《胡乔木同志就党章修改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新华月报》1982年9月，第76页。）党的主席制撤消了，然而有关的历史经验值得认真总结。
    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思想在政治方面的遗毒仍难以根除，对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产生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因而，克服主席制及领导制度的其他一些弊病，还需从思想、政治、文化、习俗等层面进一步肃清封建主义的遗毒。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任重道远。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成绩。在我们已经进行的卓有成效的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对主席制的撤销和总书记制的建立，具有突破口的重大意义。突破口已在18年前被打开，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