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0年，因“礼仪之争”，康熙宣布对基督教实行“禁教”，这一政策其后又被奉行不替，直至鸦片战后才为之一变，改行“弛禁”。此一转变，不仅是清朝西教政策的一大变迁，是基督教在华传播史上的一个带有根本性质的转折，而且是中西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于此，论者不乏。但也还有若干问题呈似是而非、以讹传讹的状况。
    一、法国政府的态度
    众所周知，基督教的在华“弛禁”，法国人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由此而来，多有学者“顺理成章”地认为：法国政府颇为重视天主教会在华处境，正由此因，才使这一目标在法国政府来华使团的坚持下得以实现。揆诸史料，此种见解不尽然。
    1843年11月9日，法国总理兼外长基佐（Guizot ）对使团的交涉使命有如下训令：（甲）由中国获得与英国相同之商业利益与相同之保障。（乙）关于商务，应谈判领事官等之承认问题、与战舰之停泊开放埠口以维持中法民间良善关系与秩序之问题。（丙）调查研究中国之出产与市场。（丁）于中印海域觅一良港，为船舶停息、避风、采买粮食、修理机械、 安置病人之所（按：法政府提出马六甲口的亚南巴（Anambas）、纳士那（Natunas）与新加坡等处为候选目标）（注：《法国外长训令第一号》1843年11月9日， 见张雁深：《中法外交关系史考》史哲研究社1950年，第27-28页。）。
    通观全文，并无片言只语涉及教会。其实，法国政府当时最关心的是谋取和英国同等的在华特权，特别是追求一项正式条约的签订，而对所谓传教问题并不在意。后来，法国使团在对华交涉中为教会力谋特权，其原因不在政府，而在使团领袖拉萼尼（Theodore de Lagrene）， 他是一个狂热的天主教徒，是“圣阿舍利公学的老学生，是那个时期不易多得的虔诚教友”（注：史士徽：《江南传教史》第一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中译本，第66页。）。他大胆逾出政府指令，以全权代表资格节外生枝地同中方交涉宗教问题。
    1843年11月16日，拉萼尼离开巴黎来华，船上搭载了6 位耶稣会士。一到广州，便收到江南教区主教罗伯济（Louis de Besi ）的备忘录，讲说天主教在华所受迫害的窘况。罗伯济凭其多年在华的经验断定，中国官方不会拒绝西方国家就基督教利益提出的强硬要求，驻澳门的各帐户神甫，也和罗伯济一道提出请求。拉萼尼给他们“写了一封极有礼貌的回信”，表示将不辱所托，为在华传教事业作出“斡旋”（注：《江南传教史》第一卷，第74页。），拉萼尼还聘请久住澳门的法国传教士加略利（Joseph Marie Callery）充当使团翻译。
    法使来华，触及清政府最敏感的害怕外人要求进入北京的神经。拉萼尼也有意用此作文章，摆出一副北上姿态，并对来华目的故布疑阵，派多言不捡者散播谣言，有说是法使此行是欲赴天津恳请朝见；有说是要求将天主教弛禁；有说是联合英人图据虎门；有说是要求进京在西洋堂居住。法方采取的策略是张大其言，吓唬清朝代表，再提具体要求。清朝交涉大臣耆英也承认，“传闻不一，真伪难分”。值得注意的是，消息中颇有几条与教会关联，不能不视作法方在这方面有意识放风（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七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508页。）。
    1844年10月5日，正式谈判开始， 拉萼尼知道耆英最关心的是进京问题，故而由此切入，称“彼将不往北京。”旋即话题转到宗教，直述中国压迫教会情形。耆英听说法使不去北京，很是松了一口气。对关于教会的言论，则“佯若罔闻”（注：《拉萼尼致法国外长信》1844年10月16日，《中法外交关系史考》，第35、39页。）。次日会议，拉氏又称中法将缔结的条约不过是重复英、美条约，“不能出乎二国之外，则伊回国，系属徒劳往返”，所以要求比英、美条约中更多一点的东西，即基督教的在华传播，否则，他回国后，“倘法帝再问，余只得答谓，法帝以宣传为光荣之宗教，（于中国）凡传此教者，则依法处以重刑。”拉萼尼不费举手之劳就获得英国通过一场战争才获得的特权，还觉得是空手往返，觉得是中国欠他，真乃强盗逻辑。耆英对此没有直接答复，只是“以缓慢冗长之言语”谈论中国禁教的原因。面对法使强求，耆英颇为担忧，鸦片战争刚结束，如又因此酿发大争端，势将何以堪！他在向朝廷的奏报中认为对法方索求“不宜过为拒绝”（注：《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七册，第509页；《中法外交关系史考》，第40页。）。之后，在内外因素的作用下，耆英态度一路直下，终至推动清朝的西教政策作出根本改变。
    可见，拉萼尼的“弛禁”交涉本不是政府指令，而只是其个人行为。但他以政府使节的面目混同其他问题一揽子交涉，使清朝代表不明就里，误认他的全部索求都是法国政府所欲，致使在交涉中未能分门别类地全力相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