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基督新教的“弛禁”
    拉萼尼为天主教取得在华活动的合法特权，在清朝弛禁的文件中却没有提及基督新教。使新教教士们心理颇不平衡。新教传教士文惠廉（W.J.Boone）和麦都思（W.H.Medhurst）曾面见拉萼尼， 要其向中方声明，弛禁的教派既应包括天主教，也应包括新教。对在华新教教会的这一重要请求，史式徽笔下的记述是：拉萼尼居然没有给予答复，更有甚者，连“英国领事也拒绝插手这件事。最后美国领事福布斯答应为他们（新教教会）向中国官方进行交涉”（注：《江南传教史》第一卷，第81页。）。史式徽为法籍在华耶稣会士、教会史教授，其最具影响的著作《江南传教史》系参考了上海、罗马、巴黎等地教会和法国驻华使领馆的档案等丰富资料撰就，该书作为记录1839-1878年天主教江南教会情况的“权威”著作，在中外流传极广。所以，他关于新教“弛禁”的这段文字被许多论著引用，几成定论。然事实并非如此。
    据王庆成先生从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未编号箱发现的抄件看，至少是英国公使没有拒绝新教教会的请求，1845年12月20日，耆英给英国驻华公使德庇时（J.F.Davis）回复照会：“现接贵公使来文， 因上海地方所出天主教规矩告示，内有不供奉十字架图像念经即不得为天主教之语，虑恐不供偶像即不保护。”“泰西各国事同一理，断无异待而不保护之理，贵公使可无堇虑。现已咨会江苏抚部院转饬苏松太道另行出示，并咨会闽浙督部堂转行各口，一体出示晓谕矣”（注：王庆成：《清代西教在华之环境--康雍乾嘉道朝，若干稀见文献考释》，《历史研究》1997年第6期。）。事情可以说进行得不费吹灰之力。两天后， 耆英的答复便公开刊登在传教士在华办的报刊上：“本大臣于各国习教规矩，有无分别，本不知晓，今已知之较多，故再宣布，天主教无论供奉十字架图像与不供奉十字架图像，凡习教为善者，中国概不禁止。至规矩之或异或同，断无分拒之理。”（注：《江南传教史》第一卷，第81-82页。）
    核查清朝档册，耆英似没有把新开禁问题向朝廷奏报，就自作了主张。在耆英的私相授与下，基督新教获得与天主教同样的在华传教权利。至此，基督教三大教派--东正教、天主教、新教在中国都取得了自由传教权，清朝的禁教政策被全盘推翻。其实，后来，拉萼尼回广州后，也就新教弛禁事支持过新教教会的要求。
    为什么《江南传教史》的记述有所偏差？答案之一是书作者不完全了解官方内情；答案之二是同长期以来天主教与新教的矛盾有关。《江南传教史》写到：1843年11月，上海正式对外开放后，外人纷纷进入，天主教“传教士们的一个不太愉快的邻居，就是基督教新教的传教人员”。矛盾随之出现，新教教士向人们散发各种教义书。“罗伯济主教不得不向所属教友发出通知，禁止教友阅读他们的书本刊物”。罗伯济在发出通知前，曾向英国领事打了招呼，没有得到理睬。后又发现新教教徒把过去天主教耶稣会出版的教理书，按他们的观点加以“篡改重印”，在上海四近散发，大概是想利用一般民众对耶稣教（新教）和耶稣会（天主教）不知大有区别的状况混水摸鱼。天主教会方面对这非常气愤，又向英国驻沪领事“表示遗憾”，英领事却推说“不愿干预宗教方面的事”。天主教会对英国领事和新教教会的这种“作风常常深表不满”（注：《江南传教史》第一卷，第55页及注脚。另按：王庆成先生在英国剑桥大学查阅到罗伯济告示，称“近来上海等处有人广发影射圣教书本，余甚哀痛。因书中虽有合圣教道理处，内蓄异端，毒害人灵，关系非浅……”（参王庆成前揭文）。这便是罗主教向所属教友发出的“通知”无疑了。）。故此，在天主教会的记述中，对新教教会的“窘况”加大其词地进行贬低性描绘也是情理中事。只是后来的研究者要注意多侧面史料的比勘印证，以追溯出历史的真相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