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古史辨”派的风格异趣，三四十年代以钱穆为首的一批学者则偏重于强调古史资料，包括古代传说之史料价值。钱穆早在1930年发表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就针对清末经今文家提出而为顾颉刚等疑古学者所倡导的刘歆伪造古文经的说法，专门考证刘向、歆父子的事迹及王莽时期朝政，条别年代，以证刘歆并未改窜群经，《周礼》、《左传》等皆先秦旧籍（《燕京学报》7期，1930年， 原题《刘向歆王莽年谱》）。针对顾颉刚提出的“累层地造成的古史”说，他在其后发表的《国史大纲》讲述上古三代的篇章中提出“古史层累遗失”之说，认为“从一方面看，古史若经后人层累地造成，惟据另一方面看，则古史实经后人层累地遗失而淘汰。层累地造成之伪古史固应破坏，层累遗忘之真古史尤待探索”。钱穆著作颇丰，主旨即在探求中国传统之历史文化。其最著名的著作当推1935年发表的《先秦诸子系年》（商务印书馆），是书不仅对先秦诸子的学术渊源与生卒年代做了通盘交代，更对史籍记载歧义的战国年代进行了周密考订。其论文《周初地理考》（《燕京学报》10期，1931年），考夏及周先太王以前之居处，亦对后来治先周历史者影响颇大。
    与钱穆的古史见解基本相同并对以后研究产生较大影响的还有徐旭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国出版社，1943年）。是书将“传说时代”的范围界定在盘庚以前，而以盘庚以后划归“历史时代”。其首章题为“论信古”，即针对疑古思潮而发，批评他们“无限度地使用默证”，随意宣布古人的立场为伪造，过分夸大战国各学派称述古史时出现的矛盾和歧义，对于搀杂神话的传说和纯粹神话的界限未能分辨等治学方法的缺陷。至其对于传说时代的具体研究，则以提出将古代部族划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的看法著称，此看法至今仍为不少治上古史的学者所采用。
    1949年前围绕先秦史研究进行的基础性工作，还体现在科学的考古资料的发掘上面。这项工作主要由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进行。长期担任史语所负责人的傅斯年主张“史学便是史科学”，因而十分注意通过考古发掘收集研究古史的第一手资料，发动大家“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在他的组织与领导之下，史语所在1928年至1937年对安阳殷墟进行了15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获得了十分有价值的资料，尤其是大批甲骨卜辞资料。此外，史语所还曾与山东、河南两省地方政府合作，发掘了山东的城子崖遗址和两城镇遗址，以及浚县辛村的卫国墓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的魏国墓地等。其它一些单位亦组织了对易县燕下都及宝鸡斗鸡台周秦遗址等地的发掘。借助这批考古资料，特别是殷墟考古发掘的资料，学者开展了更加深入细致的古史研究或古史资料研究。如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商务印书馆，1933年）和《殷历谱》（史语所专刊，1945年）、胡厚宣的《甲骨学商史论丛》（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1945年），都是在自己亲身参加殷墟发掘的甲骨资料整理的基础上撰写的重要著作。其后李济、石璋如、杨希枚等人分别对商代古器物、古建筑基础及商代民族种系进行的研究，也都是利用殷墟发掘的资料进行的。总之，有了这批考古资料，我们的许多研究工作，特别是对商代历史的研究工作才建筑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也是从先秦史研究的领域中首先诞生的。上举所有先秦史研究的派别，一般都围绕着史料的考订或具体历史问题做文章，尚未有对先秦各时期社会性质及发展规律提出总体看法的。30年代初，以郭沫若为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别首先将唯物史观引进古史研究领域。他在1930年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联合书店），是第一部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释商周历史的著作。这部著作在史料运用上同样借鉴了大量的甲骨、金文资料。从郭沫若同期发表的《甲骨文字研究》（大东书局，1931年）、《卜辞通纂》（日本东京文求堂，1933年）、《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1931年石印手稿本，1954年人民出版社重印本）、《金文丛考》（1932年日本影印手稿本，1952年人民出版社改编本）、《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1932年日本东京文求堂《两周金文辞大系》初版本，1934-1935年增定为《图录》与《考释》二书）等著作中，可以考见他在甲骨文、金文资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上的用力之勤。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目的却在于运用上述古文字资料和文献资料，论证中国历史的发展同样遵循着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的社会历史演进的模式，即同样经历了从氏族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等几种社会形态演进的过程。同时，在方法论上，作者亦采取了从分析商、周、春秋、战国各时期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入手，进而确定当时社会性质的唯物主义的论证方法。根据这种论证，作者断定商代尚处在氏族社会的末期，周代则已进入了奴隶社会，到春秋以后就发展到封建社会了。虽然郭沫若以后对这几种社会形态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具体时间划分有所变化，但他毕竟是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提出的社会经济形态学说来观察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并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阐释这种演进的第一人。这对以后历史研究按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开创性作用。
    郭沫若之后，因参加当时中国社会史论战而从事先秦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有吕振羽。他同样肯定中国经历了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再向封建社会的过渡，但主张中国奴隶社会是在商代，到西周则进入到初期封建社会阶段。此观点主要见于他所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上海不二书店，1936年）。这两本书也都尽量利用了当时已经发现的考古资料与古文字资料。其中《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在商周二代许多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曾给予以后从事先秦社会形态研究的学者以重大影响，如认为殷代属于青铜时代，使用的劳动工具为青铜器；卜辞所见殷代的奴隶大都冠以族名；周代文献中的庶人、庶民即农奴；并田乃西周封建时代的庄园等等。该书所表现出的与郭沫若在中国奴隶社会起迄时间上的不同看法，后来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
    4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内部涉及对中国奴隶社会起迄时间不同认识的重要著作还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新华出版社，1942年）、翦伯赞的《中国史纲》1卷（生活书店，1946 年）和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新知书局，1948年）。前两者的分期主张基本同于吕振羽，侯外庐则独树一帜地认为中国奴隶制社会起于周初，经春秋战国，到秦汉之际而终结。至于殷商，他认为其时尚处于氏族制的野蛮时期。与前几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不同的是，侯外庐强调中国古代社会不同于古希腊罗马的特征，他认为从氏族社会走向文明社会有“古典的古代”和“亚细亚的古代”两种不同的路径，前者以古希腊为代表，而中国则属于“亚细亚的古代”类型；前者走的是由国家取代家族的革命的路径，后者则走的是国家混合在家族之中的“维新”的路径，因此中国在进入文明时代后，仍然保留着严密的氏族组织，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以地域来划分它的国民。这些看法，显然比30年代带有严重“公式化”倾向的郭沫若等人的认识要高出一筹。需要指出的是，郭沫若本人的古史分期观点到此期也有了变化，他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收入《十批判书》，重庆群益出版社，1945年）中修正了自己过去提出的殷代是原始社会末期的旧说，而改认殷代为奴隶社会，同时肯定殷代已进入青铜时代，农业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生产部门。至于奴隶制与封建制交替的时间，则定在秦汉之际。在同期发表的《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收入《青铜时代》，重庆文治出版社，1945年）一文中，他亦通过对《诗经》有关农事诗的分析，进一步论证周代属于奴隶社会的性质。并在该文中首次提出“农业民族的奴隶制与工商业民族也有形态上的差异”，“工商业的生产须有束缚人身自由的枷锁和髡钳，农业的生产奴隶则可以用土地为枷锁”的论点。这可以看做是他对中国奴隶制形态的特殊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