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尽管先秦考古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不少素材，此期先秦史研究的成果总的看来仍不是很多（古史分期讨论除外），且多集中在50年代及60年代前期。可以举出的较有影响的先秦断代及专题方面的研究性著作，除上述与考古学直接相关的成果外，还有如下内容：王玉哲的《中国上古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该书虽为讲义性质，但反映了作者个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先秦史有关问题的心得体会，尤其是其中关于商代王位继承、西周土地制度及春秋华夷关系等内容，都是在作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所写成的。郭宝钧的《中国青铜器时代》（三联书店，1963年）则充分发挥作者考古学方面的专长，利用大量考古发掘资料与文献相结合，分别考察了中国青铜器时代（包括夏、商、西周、春秋、战国）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组织及精神文化诸方面的情况。该书以记述平实见长，特别是在当时人们普遍忽视社会生活史研究的情况下，以大量篇幅考察了先秦时期人们的衣食住行及婚丧、娱乐等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杨宽的《战国史》初版于1955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是一部较有权威的全面研究战国历史的著作，其中许多内容亦是作者长期研究的结果，特别是对于头绪纷繁的战国年代，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订。需要一提的是，作者当初写作此书时采用的是西周封建说的观点，认春秋战国之际的变革为地主制代替封建领主制；但在该书出版后，他改从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说，因而对全书重新修改。修订本于“文革”后出版，除在观点上做出改动以外，也吸收了考古界提供的部分新的研究成果。在专门史方面，最有影响的是侯外庐等人编著的《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 其1 卷属于先秦时代， 于1957年出版，分作3编：上编论中国古代思想总的特点及殷、周、 春秋时期的思想，中编论孔墨，下编论战国百家争鸣的学术。其理论主张与侯外庐过去发表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相衔接，仍坚持从中国“亚细亚”社会发展道路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脉络，体现了鲜明的特色。
    本期尚有几部个人的论集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杨宽的《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和孙作云的《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66年）。前者专门致力于西周春秋社会的研究，共收集有14篇论文，除对周代井田制度、乡遂制度、宗法制度和学校制度分别进行探讨外，还对周代礼制，包括藉田礼、冠礼、大蒐礼、乡饮酒礼、射礼和贽见礼等进行了系统的探研。后者则主要立足于通过《诗经》对西周社会性质进行探讨，其中不乏作者的独到见解，如认为周人在灭商前即已进入封建社会，“二雅”为西周晚期（厉、宣、幽）之诗，《诗经》多数恋歌与上巳节有关，《诗》中“公田”为“公”，即领主之田，等等。
    本时期的后一阶段，即1966年至1976年的所谓“文化大革命”阶段，先秦史研究同其它领域的史学研究一样遭到极大的摧残。比较起来，先秦史领域被糟践的程度又更加严重一些，因为“四人帮”所搞的“批孔”及“评法批儒”运动都主要利用了先秦史这块阵地，先秦史领域成了他们搞影射史学的重灾区。许多先秦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被他们弄得面目全非，是非颠倒，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被他们弃之若敝屣，至今仍难以恢复其应有的地位。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固然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有直接联系，但也与前一阶段即已出现的史学研究受政治的不适当干预，以及教条主义、形式主义在史学领域的泛滥有关，这是我们应该深刻记取的教训。总的说来，1949年后至“文革”结束前这一阶段的先秦史研究既有不少成绩值得充分肯定，也有诸多不足与挫折遗憾。这是一个为今后先秦史研究积累下宝贵经验与教训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