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面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现实，美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态度强硬毋庸置疑，但是又不能过分刺激中国，把中国逼上一条绝路，与美国及其盟国进行公开的核抗衡，这个“度”掌握的好坏，决定着未来的美国对华关系，甚至整个东西方关系。当时在美国政府内部有如下几种意见：
    1.直接军事打击。美国军方最初对中国研制核武器虽然态度强硬，但仍然采取谨慎的对策。1961年6月2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国防部长麦克那马拉的备忘录中指出：中共获得核能力将会给美国和自由世界，特别是亚洲的安全地位带来巨大的影响，但美国可以通过政治、心理、经济以及军事手段来抵制这种影响。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制订一个由国务院、国防部、中央情报局和美国新闻总署的联合行动计划，以确保采取准确、及时的行动应付将来所遇到的问题[11]（P,36）。随着中国核能力的日益加强，美国军方的态度也开始变得日益强硬。1963年7年31日，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部长威廉·邦迪给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备忘录中，要求制订一个对中国核武器制造基地进行常规的军事打击，推迟中国核试验的计划。12月14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国防部部长麦克那马拉的备忘录中指出：采取常规的军事打击是可行的，但是建议考虑使用核武器进行军事打击。[7]（P,14）
    2.与苏联合作限制中国研制核武器。由于军方对采取军事打击的呼声很高，甚至叫嚣要采取核打击，国务院对此采取了不同的意见，他们更倾向于采取外交手段最大限度地限制中国核能力的发展，与苏联合作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手段。1963年1月的一次白宫会议上，肯尼迪对核禁试谈判以及他同赫鲁晓夫的通信作了一番回顾。其中提到中国可能拥有核武器的问题。肯尼迪指出，如果签订一项核禁试条约有助于防止这种情况发生，那么应与苏联合作。如果一项核禁试条约只涉及美苏两家，意义并不大；如果能够影响中国，价值就大了。美国政府在以后几次讨论与苏联谈判核禁试条约问题时，都倾向于利用中苏分歧、与苏联合作、共同制止中国拥有核武器。7月15日，美国、苏联、英国三国在莫斯科准备草签有关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的核禁试条约。肯尼迪在致美国谈判代表助理国务卿哈里曼的信中指示说，“我赞成只有美苏两国才能拥有大量的核武器，但是，像中共这样的国家即使拥有少量的核武器，对于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危险的。你应试图引出赫鲁晓夫在限制和防止中国核能力的发展的看法”。[11]（P,180）
    美苏在共同努力限制中国研制核武器问题上虽然绞尽脑汁，但收效甚微。正如后来人们评论的那样：“如果要使这个条约完全有效，就必须把现有的和潜在的所有核国家都包括进来。这就给赫鲁晓夫提出了促使中国签字的问题，同时也向肯尼迪提出了促使法国签字的问题。这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任务。无论北京或巴黎，都不同意华盛顿、伦敦、莫斯科的看法，把这个条约的签订看成是一种代表人类利益的高尚的无私行为。不管怎么说，美国、英国和苏联都已拥有自己所需要的核武器。现在他们实质上是建议关闭这座武库。在毛泽东和戴高乐看来，这个条约更像是核垄断者搞的一套伪善的阴谋，以便永远保持他们的核优势，不让新的国家进入核俱乐部和对他们操纵世界事务的地位提出挑战”。[13]中国政府态度一直非常坚决。周恩来总理早在1960年4月就发表声明，中国不受它未签字的条约束缚。196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对部分核禁试条约痛加驳斥。
    3.援助亚洲国家限制中国研制核武器。在美国国务院内部还有一部分官员主张援助某些亚洲国家，以阻止中国研制核武器。1961年9月13日，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任麦克基在给国务卿腊斯克的备忘录中谈到，如果中国进行核试验，那么它的影响首先是心理上的，其次才是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阻止中国的核能力在亚洲的影响似乎不太可能，但是可以采取预先的行动把它减少到最低限度。麦克基认为，如果在亚洲另外一个非共产党国家首先进行核试验，那么中国核试验的影响将大打折扣。根据估计，印度的原子计划是相当先进的，他们不需要过多的援助，就能储藏足够的裂变物质进行核试验。麦克基强调指出：美国政府应该限制有核国家的数量，但在没有能力这样做的情况下，宁愿印度是第一个进行核试验的亚洲国家，而不是中国。
    但是，要想使印度在中国之前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无论在印度政府方面，还是美国政府方面，甚至许多技术问题上都面临许多困难。尼赫鲁曾多次表示“反对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进行核试验”，这样使尼赫鲁在将来以任何借口进行核试验都是很困难的。美国政府的许多官员对此提出了许多的保留意见。他们认为：（1）印度先于中国进行核试验将需要得到许多重要的技术援助；（2）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提供这样的技术援助都有着法律上的障碍；（3）美国不善于进行保密，但是印度的核试验必须被作为印度的成就；（4）使印度采取实际的、和平利用核能，将会面临许多困难。（5）巴基斯坦将强烈的反对印度核试验，对任何外来的援助，无论是已知的还是猜测，都会引起强烈的愤慨；（6）印度核试验将给中共提供一个要求苏联增加提供核计划援助的借口。[14]
    另外，还有部分国务院官员主张援助日本开发核技术。由于日本是至今为止惟一受到核攻击的国家，让它接受美国的核援助和先于中国进行核试验，更是困难重重。以华尔街日报的律师、前助理国防部长吉里帕瑞克为首的小组曾经对核扩散问题进行研究。在给约翰逊总统的报告中，他们认为：“对印度和日本的核计划进行援助，并不能抵抗中国的核计划；印度和日本的核计划可能产生另一些国家的连锁反应，如巴基斯坦、以色列等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指望德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不发展自己的核武器”。[15]美国总统约翰逊最后否定了对其他国家进行核援助的想法。
    面对以上几种不同的意见，美国国务院加紧研究对策，试图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1964年4月14日，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开宗明义，该报告就指出：根据现在中国的核能力，美国为此卷入巨大的政治投资和军事冒险是不合适的；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直接军事打击，最多能使其瘫痪几年（也许是四五年）；如果中国采取首先核攻击，那么对其采取威胁性的手段是合适的；袭击中国核设施的行动与另外一些袭击中国的军事行动一起进行，比直接单独袭击中国核设施更为可取；同样，阻止中国行动的威胁，也不要单独指向核设施。即使不通过武器控制领域的谈判，我们也能够发展足够的政治资本来抵抗中国核设施。苏联也未必会真的同意美国袭击中国的核设施，或与美国合作为这些行动铺设政治基础。但是，武器控制谈判能够更加孤立中国，能为通过其他手段和其他领域反对中共核设施准备政治基础。秘密行动能够提供政治上最可靠的行动。如果对于中国入侵采取部分反应的话，秘密行动成功的可能性最大。[7]（P,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