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认为，如果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的话，无非是以下几种方法：（1）公开的常规武器打击（主要是美军）。这种相对比较强烈的打击将摧毁中国的核设施，问题是中央情报局情报的准确程度令人怀疑。如果对中国进行军事打击，而一些核设施被漏下，中国还继续制造核武器的话，那么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2）由国民党军队进行轰炸。这种办法的好处在于可以假借中国内战的形式，避免国际社会对美国政府的指责。问题在于国民党战略空军能力不够，因而也是不切实际的。（3）与中国大陆的叛乱组织合作、进行秘密的军事打击。但由于缺乏资金，这种方法也是不可行的。（4）空投国民党部队。在中国核设施附近，空投国民党部队100人，击溃核基地的保安部队和摧毁核设施。毫无疑问，这种设想等于是白日做梦。总而言之，这四种方法每一种都有难以逾越的障碍。美国政策设计委员会对使用武力慎之又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委员会并没有对使用导弹、轰炸机或颠覆组织运载核武器进行军事打击去讨论。由此可见，美国政策设计委员会并不主张使用军事打击来对付中国研制核武器，更不主张对中国使用核武器。
    虽然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反对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军事打击，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中国研制核武器无动于衷，它提出的结论也留下了许多伏笔。例如：如果中国首先大规模使用核武器的话，美国可以采取常规军事行动。另外委员会还对采取秘密行动比较欣赏，因为这可以避免过分的刺激中国。[7]（P,30）这样，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认为：既可以采取外交手段最大限度的限制中国研制核武器，另一方面又不作茧自缚。这实际上起到一举两得的效果，既可以对中国起到威慑作用，同时也可以不过分得罪鹰派。
    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的研究报告出台以后，美国国务院进一步广泛征求其他有关部门的意见。1964年9月15日，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那马拉、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与约翰逊总统一起讨论中国核武器问题。一致认为：“（1）我们不赞成现在就无缘无故的单方面的军事袭击中国核设施，如果为了其他原因，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和中国在许多方面保持军事敌对的话，我们应该对有可能采取的、更合适的军事袭击中国核设施行动给予进一步的关注。（2）我们相信：如果苏联政府感兴趣的话，采取联合行动是有相当可能性的。包括：对于中国的核试验提出警告、放弃地下核试验、鼓励中国在核问题上承担责任，在预防军事行动方面，制订一个采取联合行动的条约。（3）我们同意：对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高空侦察是比较合适的”。[7]（P,49）应该指出，上述结论大量沿袭了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的思路，别无新意。其重要性，主要表现在它定下了今后美国政府对中国研制核武器问题政策的基调。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面对意料之中的核试验，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高级官员再一次对中国的核能力进行商讨，但并没有对其政策进行调整。10月19日，总统约翰逊约见国会两党领袖，并且请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恩和国防部长麦克那马拉分别介绍了中国的核试验情况。麦克恩主要介绍了中国核试验的一些细节，麦克那马拉侧重论述了在中国核试验以后美国的战略地位问题。他认为，美国现在拥有约2700枚原子弹，其中800枚对付苏联，其余对付中国是足够的。美国有能力抵抗中国的核威胁，从而给国会官员吃了一颗定心丸。[7]（P,60）
    中国进行第一次核试验以后，美国密切注意中国的动向，五角大楼立即宣布他们已经事先在关岛美军基地部署了大量的B-52飞机。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游弋，一个能够发射导弹击中中国重要军事目标的北极星级潜水艇也抵达了太平洋。1965年1月16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国防部长麦克那马拉的备忘录中认为，中国现在的核武器还不会影响中美两国的军事平衡。当然，现在在前线继续保持和使用常规部队和核战术部队，对盟军和对中国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美国的防御是牢固的。显然，美国的这些行动，其威慑意义要大于进攻意义。[7]（P,76）
    总之，美国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对策实际上分为两类：军事打击和外交施压。前者弊多利少，所以后来被放弃。美国国务院一直对美苏共同限制中国研制核武器比较欣赏。苏联在拒绝向中国核计划提供援助和接受核不扩散原则这一点上，迎合了美国的战略要求。除此之外，苏联对美国的建议反应冷淡。军事打击风险太大而与苏联合作效果又不明显，在以后的岁月里，美国政府采取的是一个折衷的办法，在不放弃军事威慑的前提下，最大限度的采取外交手段来遏制中国研制核武器。
    三
    从整体来看，美国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评估与对策是建立在过分夸大中国核威胁的基础之上的。当中国开始研制核武器时，肯尼迪政府就极为恐慌，认为中国拥有核武器是当今世界最为糟糕的事情，美国和西方是难以容忍的。甚至约翰逊总统的国务卿腊斯克也说“美国目前的对外政策主要问题是如何对付中国……手中有了核武器的问题”[16]。美国高层官员的夸张之辞虽然各有特色，但都认为中国拥有核武器是对美国及自由世界的最大威胁。
    事实证明，危言耸听者大错特错了。1964年10月，中国爆炸的低当量核武器产生的政治影响比华盛顿预料的要小的多。它没有预示中国将要大规模生产核武器，更不表明中国可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10]（P,360）就连美国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乔治·邦迪后来也承认：中国发表的声明与以后的行为是一致的，除了准备应付核攻击以外，中国从没有进行过核威胁，中国的核部署也是有节制的。他还认为：中国时常说要利用自己的核力量为其他爱好和平的人民提供保护，实际上中国的真正兴趣在于使自己不受核威胁。[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