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有没有沈括亲自结识毕昇的可能性呢？可以肯定没有。让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分析：（一）如果沈括亲自见过毕昇，《梦溪笔谈》中一定会用"予"字（即用第一人称）介绍毕昇制作泥活字的全过程。详查《梦溪笔谈》全书609条札记之中，至少有77条采用"予"字介绍亲见之事。卷十八第307条记载毕昇泥活字的流传时说："昇死，其印为予群从所得。"也用了"予"字，而本条前面谈及毕昇泥活字的制作过程时，却没有用"予"字。纵观《梦溪笔谈》全书，不用"予"字者，大抵是听来的。正如沈括在《梦溪笔谈》自序中所说："予退处林下深居，绝过从，思平日与客言者，时纪一事于笔……所录唯山间木荫，率意谈噱，不系人之利害者。下至闾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于传闻者，其间不能无缺谬。"（二）沈括本人也是文物收藏家，这在《梦溪笔谈》中多有证明，例如卷一第29条称"予尝购得后唐闵帝应顺元年案检一通"；卷三第59条称"予家有阎博陵画唐府十八学士"；卷三第70条称"予得其四纸（按：指五代杨溥手书"）；卷十七第281条称"王仲至阅吾家画，最爱王维画《黄梅出山图》"；卷十九第320条称"予尝得一古罍，环其腹皆有画"；卷十九第330条称"予家有三鉴，又见他家所藏，皆是一样"；卷十九第332条称"予于吴中得一铜匜"；卷二十一第360条称"予于谯亳得一古镜"；卷二十一第366条称"有一窖数十（金）饼者，予亦买得一饼"，等等。以上各条都用了"予"字，是沈括躬亲之事。如果毕昇结识沈括，死前当会把泥活字传给沈括。既然传给"群从"，说明沈括并不认识毕昇。（三）"至今宝藏"四字，说明毕昇已于庆历间（或稍后）去世，"今"指沈括撰写《梦溪笔谈》的北宋元祐三年（1088年），距毕昇去世已有40余年，故谓"至今"。毕昇去世时，沈括只有10多岁，一直跟随父亲沈周在汴京、江宁等地生活，是不可能认识毕昇的。
    那么，应当如何看待湖北英山毕昇墓碑呢？此碑是否宋碑目前尚有争论。假定确为宋碑，英山毕昇当非泥活字的发明者，而是泥活字发明者的同名者。理由是：（一）从文化氛围看，英山缺乏发明活字印刷的人文环境。活字印刷是一种高效率的图书制作方式，它是在图书需求量大、甚至供不应求的情况下"逼"出来的。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各个地区之间有较强的独立性。发明活字印刷的地区首先应该是那些文化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著书立说者多、藏书家多、图书市场繁荣，图书需求量比其它地区要大得多。而那些文化不发达、甚或落后的地区，对图书的需求量极小，根本不需要高效率的图书制作方式，因而也就不可能发明活字印刷。北宋英山尚未置县，地处湖北、安徽交界处。这里位置比较偏僻，交通比较闭塞。英山一带的罗田县虽然有书市活动，但其规模根本无法与汴梁、杭州、建安等地相比。就藏书家而言，可考宋代藏书家有300余人，他们大多分布在河南、浙江、福建、四川、江苏、江西等地，可考宋代湖北藏书家仅有数人。英山处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中，发明活字印刷是比较困难的。（二）从技术基础看，活字印刷虽然有很强的技术性，但是除了排版等工序外，其基本工艺流程同雕版印刷有许多共同之处，它是在雕版印刷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发明活字印刷的地区，只能是雕版印剧发达的地区。汴梁、四川、杭州、福建是宋代四大刻书中心。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宋代英山尚无雕版印刷的记载。另外，刻书工人是刻印图书的骨干力量，让我们对宋代刻工的分布情况作一个简单的分析。笔者据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1]进行统计，共得宋代可考刻工3440人，尽管其中流动刻工在多处刻书，多有重复，但还是可以从中得出宋代刻工分布的大致情况：湖北刻工人数与浙江、江西、四川、福建等地相比相差甚远；在湖北省内，刻工主要分布在武昌、江陵二地，英山所在的蕲州一带不见记载。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地区刻工的多寡标志了技术力量的强弱。既然如此，英山毕昇怎么能在雕版印刷的基础上更上层楼，发明高科技的活字印刷呢？（三）姓名重复是一种极为常见的历史现象。彭作桢《古今同姓名大辞典》[2]收录古今同姓名者56700人，其中固然不少跨代重名者，但是同一时代重名者也不在少数。由此看来，英山毕昇与泥活字发明家毕昇重名是完全可能的。
    注释：
    [1]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上海书店1983年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