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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浙江“砍社”事件初探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 辛逸 参加讨论

在我国农业合作发展史上,1955年发生在浙江省的所谓“砍社”事件,是具有深远影响和转折意义的。它直接引发了中共党内对所谓“小脚女人”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使刚刚起步并已初见成效的纠正合作化运动中急躁冒进倾向的努力未果而止。以此为转折,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了急剧发展的阶段,次年便基本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可以这样说,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我党在五十年代所犯的“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的错误,其起点便是1955年浙江的“砍社”及其毛泽东同志对这一事件的责难和批判。对这一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进行客观和全面的考察,并给予恰当的评价,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农村政策,尤其是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不无裨益。
    一、浙江省的“砍社”是在全国纠正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急躁冒进错误的大背景下,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展开的。
    1954年秋收后,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发展急剧加速。三个月内,全国农业合作社激增26万个,是过去两年增长数的一倍多。(注:蒋伯英:《邓子恢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4页。 )如此超高速的发展,是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的急躁冒进和强迫命令分不开的。这几十万个在上级部门的催促下匆忙成立的新社,大都不具备基本的办社条件,在经营管理、内部分配和干部政策水平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问题。1954年夏季,长江、淮河和河北省等产粮区遭受了几十年不遇的特大水灾,成灾面积1131万公顷,受灾人口达6000万,当年的粮、棉产量仅完成计划的94.2%和77.5%。(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949-1985)》第63、69页。)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仍确定了“多购余粮的方针”(注:《新华月报》,1954年第12期,第162页。)。当年粮食征购任务超额完成,总数达518亿公斤,完成原计划的110%,比原计划多购了47亿公斤,(注:林蕴晖、 顾训中:《人民公社狂想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页。 )在中央购粮计划的压力下,许多省区为完成或超额完成购粮计划,购了“过头粮”甚至是农民的口粮。
    农业合作化中的急躁冒进和粮食收购计划的超额完成,使1954年秋至1955年初的农村形势骤然紧张起来。许多地区大量出卖和滥宰耕畜,致使耕畜剧减,粮价飞涨;新建社的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勤率下降,甚至发生了新社跨台散伙,社员闹退社等现象;个别地区还出现了饥荒。凡此种种,都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农业生产和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
    面对被毛泽东称为“生产力起来暴动”的严峻形势,当时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同志,在1955年1月4日向中央提出两项建议:第一,制定一个全国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明确农业合作社的半社会主义性质,以规范和约束干部的行为,消除群众的顾虑;第二,合作化运动转入着重巩固、控制发展的阶段。中央立即采纳了邓子恢的建议。1月10日, 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通知》认为,在1954年成立的新社中,“有相当部分是无准备或准备很差的条件下成立的。”因此,“整顿和巩固这四十几万个社,已经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中央认为有必要重申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方针,对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注:《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77-278页。)随后中央又连续发出三道指示:1月15 日《中共中央关于大力保护耕畜的紧急通知》;2月25日, 《中共中央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的指示》和3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3月上旬,毛泽东约见农工部的邓子恢、陈伯达等人, 指出:“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牛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他在肯定了农工部所采取的整顿措施后提出,发展农业合作社的“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当时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区)适当发展一些”。(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4月20日,中央书记处开会,提出当前农业合作化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国巩固”;那些合作社数量“过多的省份,有超过二三万个的,主观力量控制不了,要收缩一些。”(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68页。)从此, 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转入了“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阶段。
    党中央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农业问题召开会议、发出指示之多在共和国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这不仅反映了当时农村形势确已相当严峻,而且表明农工部在1955年上半年对农业合作社的整顿,完全是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同理,在这个大背景下对浙江省农业合作社的整顿和“收缩”,也是在党中央的统一布置下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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