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浙江“砍社”事件的评价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 市和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在这个以批判“小脚女人”著名的报告中，专门谈到了浙江农业合作社的整顿。他说：“浙江由于采取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53000个合作社中解散了15000包括40万农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的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惶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他认为，“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所以，“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41页。）毛泽东的不满显然表现在：其一，一下子解散了15000个合作社，“引起干部和群众的很大不满”；其二，“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
    浙江省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直接领导和参与下，解散了15000 余个合作社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其结果是否“引起群众和干部的很大不满”？这需要考察解散合作社的实际效果，看它是否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农业合作社的巩固和质量的提高，是否有利于合作化运动今后的健康发展。浙江这次对农业合作社的整顿，其效果是极为明显的。首先，巩固和扩大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经过整顿，合作社的数量虽有所减少，但仍比一年前增加了11倍多，超过了原计划的三分之一。不仅如此，合作社的质量也比年初有了显著提高。据统计，“一类社由原来的27.57%提高到45.42%，二类社由原来的48.38%降低到44.18%，三类社由原来的24.04%降为10.38%，原来的4个四类社已经改造了。 ”（注：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工作简报（第2号），1955年 10月31日）
    其次，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55年初，浙江农村形势紧张，春耕工作做得很差。经过整顿，全省的农业生产仍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与上年相比，农业总产值增加了10215万元，粮食总产量增加了103800 万斤，平均亩产增加34.4斤。其他农作物如棉花、烟叶、油菜籽、芝麻等均有程度不同的增长。其农业总产值及粮棉等主要作物的年绝对增长数和增长率，都是‘一五’期间增长最多的。（注：《中国农业合作史资料》1987年第2期，第17页。）这说明， 对合作社的整顿与压缩不仅没有影响当年的农业生产，反而却是促进农业生产的一个积极因素。
    最后，缓和了农村的紧张局面，改善了中、贫农关系。由于成效显著，对合作社的整顿不仅未引起干部群众的不满，相反，却得到了他们的普遍认同。霍士廉在5月11 日给中央农工部的电话汇报中说：“在各专区许多乡区中，宣传互利自愿合作政策，进行整社，效果是好的。好的社，社员满意，信心提高了，并未动摇。更有条件帮他们办好了。问题很大的社，很快解决了问题，农民由社转组或转为单干经营，解除了顾虑，增加了肥料和插秧株数。”（注：《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29页。）6月上旬，谭震林专程赴浙考察，21日，他在给中央的汇报中说：“目前合作社的生产都很好，极大部分增产有把握，大部分经营管理也好。”如果能把与中农的平等互利政策贯彻好，“这批老社不仅完全可以巩固下来，而且还能扩大新社员。”（注：谭震林同志报告浙江粮食与合作化情况，1955年6月 21日。）当时在嘉兴地区调研的中央书记处二办工作组，在与当地负责同志交换意见后向中央汇报说：“省委所采取的‘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注：关于嘉兴合作化问题情况报告，1955年5月1日。）直到8月6日，在毛泽东批判“坚决收缩”的方针之后，浙江的许多县委书记仍然认为，“许多不具备条件的社是必然收缩的。”（注：各地讨论毛主席指示情况摘要之二，1955年8月6日。）
    显而易见，面对浙江农村的紧张形势，中央农工部和浙江省委根据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对浙江农业合作社采取的“全力巩固，坚决收缩”的整顿方针，是及时的，实施效果也是极好的，并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与拥护。
    毛泽东对中央农工部的另一批评是：“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这也是与事实不相符合的。第一，中央农工部对浙江合作社的整顿，是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实施的。如上所述，1955年初，全国农村形势严峻，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审时度势，及时做出了重点整顿合作社的正确决策。1月10日， 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提出今后合作社的工作重点是“控制发展，着重巩固”。3月上旬，毛泽东在与农工部负责人的谈话中， 提出了著名的“停、缩、发”的三字方针，在当时商定的收缩省份中，浙江是排在首位的。邓子恢同志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披露：“原来我们说今年秋天停止下来，以后主席说，干脆就停止下来，到明年秋后再看，停止一年半。”（注：《邓子恢文集》，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8-409页。）4月19日，刘少奇同志找邓子恢谈话， 提出：收缩十万个合作社对于稳定农村局势很有必要。（注：陈吉元等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页。）显然，5月之前，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合作社要采取整顿和收缩的态度是坚决和明确的，中央农工部对浙江合作社的整顿，恰恰是贯彻和执行了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
    第二，中央农工部在整顿浙江合作社的工作中，并未“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而是每一个较重要的决策，事先都请示了中央，并且事后都就执行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农工部处理和整顿浙江合作社的指导性文件，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对浙江省目前合作化工作的意见》，它在发给浙江农工部之前，据薄一波同志的回忆，“邓子恢同志曾委托陈伯达（当时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带回去呈请毛主席审阅。”（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334页。）另据记载， 邓子恢委托陈伯达送呈毛泽东审阅后，“陈在电话上告诉邓子恢说：‘中央同意’了”。（注：林蕴晖、顾训中：《人民公社狂想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页。）《邓子恢传》的记载最为具体：3月24日，中央农工部拟好《意见》后，“征得了谭震林和江华的同意，并请兼任毛泽东秘书的陈伯达送毛泽东审阅。陈伯达很快用电话告诉邓子恢：‘主席同意’”。（注：蒋伯英：《邓子恢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19页。 ）上述材料证明，中央农工部对浙江合作社整顿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事先是知道的甚至是赞同的。此后，5月9日，浙江省委专就此事向中央作书面汇报。6月21日， 谭震林同志在浙江考察10天后，也就浙江的粮食和合作社问题向中央和毛泽东作了汇报。
    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国家农委党组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的请示报告》，对浙江“砍社”问题重新作了结论。认为对浙江合作社的整顿“收到了较好的效果，纠正了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一度紧张的中贫农关系得到了解决，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恢复了，干部政策水平提高了。实践证明，这个处理是符合群众要求的。有的地方由于酝酿不够，行动过猛和工作粗糙，对不该收缩的也收缩了一些，这是在具体执行中的缺点错误。以后说‘砍’了20万个社，这不符合实际，把浙江省的‘坚决收缩’说成是邓子恢同志和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个结论是实事求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