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粟特语古信札年代学研究的新进展
    1907年斯坦因（A.Stein）在我国敦煌西北的汉代长城烽火台遗址中发掘出八封粟特文信札。作为粟特语古老丰富的历史见证，以及丝绸之路早期历史里未认识阶段的主要历史资料来源，这些古信札的发现无疑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因而，有关这些信札的年代考证也成了本世纪以来伊朗学与敦煌学研究者们一直争议的问题①。
    最近，荣新江先生在《西域粟特移民考》②中再次论证了古信札的年代。荣先生指出：近年辛斯威廉（N.S.Williams）又检出若干粟特语文书并认为它们所用粟特字母与著名的“粟特语古信札”的年代应在四世纪初年。今在荣先生的启发下续作一些说明。
    关于“粟特语古信札”年代应在四世纪的详细论证见于瑞和纳特（F.Grenent）与辛斯威廉（N.S.Willams）合著的《粟特古代书信的历史上下文》③（以下简称《上下文》），文中尤有新意的是对纸质的分析，以及用语源学和钱币学作为考证古信札年代的依据。
    首先，关于古信札所用纸张的年代问题，是近年来争论的焦点。《上下文》一文对此问题分析如下：在斯坦因发现这些古信札不久，纸质鉴定的权威人士威斯尼（J.von Wiesner）就对纸样做出分析，并得出“古信札所用之纸揭示了纸浆改革的早期阶段的”结论。威斯尼认为这些纸的年代在公元二世纪左右。因此斯坦因和匈牙利学者哈尔玛达（J.Harmatta）在推断古信札年代时都以此说做为依据之一。但是威斯尼的结论主要是根据斯坦因提供的考古情况得出的，因而这个循环论证的可信程度自然让人怀疑。
    而日本学者藤枝晃氏又提出另一种关于纸质年代的说法④。他把从敦煌、吐鲁番出土的大量有纪年的汉文书所用之纸按年代顺序排列成表，并以此作为鉴定的标准。由此，他认为古信札所用之纸的年代在六世纪前半期，而且这种纸的造法与中国真正的造纸法有所不同。
    关于纸张年代的第三种观点，是法国学者Jean-Piere Diege在对古信札所用纸做出技术鉴定之后提出的。研究表明，这些纸主要是由含有大麻纤维的混合物制成。纸的开本接近于五世纪的文书用纸；纸上的网纹间距为20，这与在楼兰发现的三世纪至四世纪初的文书用纸比较相似，如保存在伦敦的四世纪初的马伯乐261号文书纸的网纹间距也是20；同六世纪初敦煌手写本纸的厚度相比，古信札所用纸显然比较厚，其厚度在0.15-0.28mm之间，而六世纪纸几乎不超过0.10mm。
    通过这些鉴定，虽然不能肯定古书信所用纸的确切年代，但却对六世纪说法提出疑问。自然也不能证明二世纪说，因为那时纸张似乎不能被如此广泛地使用。因而，通过对纸质的鉴定显然不能推翻亨宁（W.B.Henning）认为古信札的年代为312/313年的观点。
    其次，《上下文》一文又进行了语源学的考证。我们已经读过王冀青先生根据哈尔玛达的英文释文翻译的粟特文二号信札的译文，在这封信中多次出现XWt'y（我的主人）这一语气词，与正确的粟特文写法xut'w（我的主人）相比较，这一用法显然是来自西伊朗语的借用语。在吐鲁番出土的中古波斯文和安息文的文书上，还有xwdiy（我的主人）这样的写法。从音韵学角度可以毫不怀疑地指出xwtiy（我的主人）的写法来源于波斯语。
    我们知道，公元224年萨珊波斯王朝建立以后，索格底亚那地区在以后的一百多年期间一直都在萨珊皇室诸总督的统治之下。生活在索格底那那地区的粟特人在各个方面都必然受到波斯文化的影响。这显然又为亨宁的观点提供了依据。因为在这一时期，粟特人在萨珊王国东部毗邻而居已经有几十年，那么在语言上也自然会受到波斯语的影响。如果认为古信札写于196年（如哈尔玛达的观点⑤，那么在萨珊王朝以前粟特人就从中波斯语中借用词汇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
    再次，关于粟特语古信札年代讨论的最新进展，还体现在有关古信札中提到的货币问题的讨论。《上下文》中以五世纪的粟特钱币改革为讨论依据，发现古信札中所用的货币单位stater和copper⑥仍然是五世纪改革以前的货币，由此决定了古信札的书写年代不可能在五世纪以后。
    我们认为，货币问题不仅是考证古信札书写年代的有力依据，亦是探究粟特人在丝路上贸易活动的重要问题。
    总上所见，亨宁推断出的粟特古信札年代为312/313年是经得起推敲的。陈国灿先生在《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书写地点和时间问题》⑦一文中，以大量汉文史料，论述了第二封信中所包含的历史事件，并以此来论证第二封信的书写时间和地点，读后亦觉深受启发。然而，古信札中所包含的内容仍然需要我国学者做出进一步的研究，尤其是信中涉及到这一时期的丝路贸易情况，更是与粟特人的商队密不可分，值得我们研究。以下试根据古信札中提供的情况，讨论四世纪前后粟特商人在敦煌一带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情况。